韩光明 胡杨
中苏友协是新中国民间外交体系中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对口友好组织。在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的亲自倡导下，1949年7月，即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之中就开始酝酿筹备，于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五天，即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一任会长就是后来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重新回顾和研究中苏友协的成立过程和早期活动的历史经验，从中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大战略眼光、高超的外交艺术、博大精深的学识，对于我们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史，搞好当前的外事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是大有裨益的。
一、中苏友协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这开国大典、普天同庆的时刻，全世界都倾听到了巨人的声音，“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承认，并且宣布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紧随其后，相继与我国正式建交。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北洋军阁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外交史，揭开了我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然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仍然是相当严峻的。在国内，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美国挟其二战胜利的余威，继续对我奉行敌视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在国际社会阻挠一些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悍然出兵干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东北边境。他们从军事上对我实行包围战略，在经济贸易方面对我实施封锁禁运。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为了巩固政权、站稳脚跟，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毛主席、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向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决策。
这一决策，是我党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而作出的。它一经宣布，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就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拥护。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起草的，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系统地表达了这一决策的基本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别对口的民间外交团体——中苏友协，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筹备并成立的。
二、中苏友协的筹备及其成立经过
1949年7月，出席世界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田汉、柯在烁、钱俊瑞、徐悲鸿、许德珩、戴爱莲、屈武、丁玲、曹禺、程砚秋等二十七名知名人士、社会贤达联名在一份倡仪书中写道：“我们特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其任务是建立与巩固中苏两国的文化经济和各方面的联系，介绍苏联的建国经验和科学技术，发展和巩固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为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奋斗。希望全国各界爱国同胞，都能为实现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
周恩来、郭沫若收到这份倡仪书后，立即联名致电正在上海的邓颖超同志：“上海邓颖超转孙夫人大鉴：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鉴于增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之重要，特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并定于本月十六日开发起人大会。我们热烈希望你能领衔发起，以资号召。是否可以，盼即电示，以便列名发表。
周恩来，郭沫若
七月十三日”
同日，郭沫若先生又亲笔草拟了两份电报稿，在“万急”这两个字下划了两个重重的横道；一份请上海陈毅市长转宋庆龄、陈叔通、黄任之、包达三、盛丕华、张纲伯等先生，另一份请陈毅市长转马寅初、许广平、吴耀宗、葛志成诸先生，告知定于七月十六日召开发起人大会，特此电达。
7月14日，邓颖超从上海电复：“周恩来并转郭沫若先生：之电悉。我今日将你们致孙夫人电面交孙夫人，她愿意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并同意领衔发起。邓颖超 七月十四日。”
7月16日，周恩来同志在钱俊瑞上报的中苏友协筹备委员会名单时批示：“孙夫人已应邀领衔发起中苏友好协会，邓颖超复电附上，请送郭老一阅，如此，发起人以孙夫人为首，刘少奇次之排列下去。筹备委员会即以孙夫人为主任委员，周郭等人为副主任委员，另组织干事会。
主席团名单又斟酌一番，现附上，望依此重新排列一下，共五十一人。连此五十一人，再加选若干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专告，敬礼!
周恩来 七、十六”
这份由周恩来副主席审定的中苏友协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名单，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共方面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即筹备委员会的共81人，其中有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邓小平、董必武、薄一波和人民解放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即我们熟悉的十大元帅和大将们。
党中央和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成立中苏友协的高度重视及巨大支持，我们可以从这个最高规格的筹备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得以充分领略。可以说，其重视程度是我国民间外交历史上空前的。
7月21日，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由钱俊瑞同志主持的第一次干事会议，确定了干事会的暂行组织规程和各部门的机构设置；确定了干事会的工作暂定为：l、与大连、哈尔滨、上海、南京等地中苏友协或筹备会取得联系；2、先筹备出版以翻译为主的刊物，介绍苏联的建设经验，然后逐渐增刊通俗刊物及画报等；3、开办俄文夜校及苏联照片展览会。
7月23日，周恩来副主席在这份会议记录上批示：“请将此件及附件送郭、李、沈、张四副主任委员传阅，如无不同意见，即作为批准。
周恩来还指示筹备会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薄一波同志联系，将会址设在前日本大使馆旧址，圆满地解决了中苏友协的办公地址问题。在此期间，筹备会与苏联、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等国家的对口友好组织建立了工作联系。
9月6日，宋庆龄、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李济深、何香凝、彭真等六十人出席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大会，审议了中苏友协总会、分会和支会的暂行组织规程，讨论了总会正式成立的日期。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副主席临时动议，于9月l0日举办晚会，欢迎苏联专家。这一临时动议得到全体一致通过，为筹备大会增添了喜悦和欢乐。
至此，中苏友协的正式成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是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时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响彻行云的声音，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的外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新中国的外交是一种全新的人民外交。正如周恩来总理后来阐述的那样：“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新中国的外交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宫。”
东风化雨，万木逢春。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协总会在欢庆新中国诞生的锣鼓声中正式在北京成立了。大会一致推选刘少奇为会长，推选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等七人为副会长，推选钱俊瑞为总会干事长。
在中苏友协总会的成立大会上，来自苏联、意大利、朝鲜等国家的代表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刘少奇会长作了重要报告。因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将少奇同志的报告内容详尽摘录，但其中反映当时历史背景、时代特点并能昭示后人的一些章句和段落，我们想抄录在本章的末尾，以飨读者。
“在三十多年以前，由于俄皇政府实行侵略中国的政策，曾经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完全正当的，但自俄皇政府被推翻，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情形就完全改变了，苏联人民就在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从来未有的友好的政策，而中国人民也就开始以从来未有的友好态度来接受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友好。
“……正因为十月革命的感召，我们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从长期的摸索中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并用这个武器来认真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问题，于是，一九二一年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这一历史的发展，领导过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在旧中国的现实和英美式的旧民主主义中感到失望之余，欢迎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因而在一九二四年便有了联俄、联共和援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建立……
“孙中山先生在他临终时给苏联的遗书上说：‘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来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所怀抱的这个希望，在今天不独是已经破晓，而且完全变为现实了。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只占总生产的十分之一，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今天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人民经济，使中国工业化。苏联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和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中苏友好和保卫世界和平工作是分不开的，和我们的建国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开国时期的大事件之一，便是要加强中苏友好，保卫世界和平。”
三、中苏友协的早期活动纪实
新成立的中苏友协的章程第一章总则规定：“本会的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
建会初期，中苏友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对外友好团体，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配合各人民团体，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巨大规模的关于中苏友好和介绍苏联的宣传教育工作，增进我国人民对苏联的认识和了解。然而，这项工作的开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它主要表现在：
其一，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对沙皇俄国蚕食和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犹新，他们对苏联不放心，甚至对党中央“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心存疑虑。其中不少人坦率地以信函或其它方式，直接向党和政府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和疑虑。有一位学者在给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信中写道：“一边倒的思想有危险．你倒在人家一边，结果人家靠不住，那不糟糕！”
其二，党中央提出“一边倒”，不少人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依赖思想，指望得到苏联无条件、无代价的援助。建国初期，中苏两国政府在新疆签定了两个合股公司协定，其中一个是合作开采石油协定，另一个是合作开采稀有金属协定。协定宣布的时候，北京的许多高等院校轰起来反对。清华大学有位教授痛哭流涕地说道：为什么订这两个协定？苏联不是帮助我们吗?既然是帮助我们办两个公司，为什么还要与我们合股?为什么利润还要平分?”依赖思想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一强调中苏友好，一些干部就忘记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产生了盲从和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讲中国国情的倾向。
其三，开展中苏友好活动，有些地方或基层单位就无节制地召开各种会议，搞形式主义，加上工会、农会、党团会议等等，占用了大量工作时间和生产时间，因而，影响甚至妨碍了生产。
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同志，在担任中苏友协会长期间，一方面主持繁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另一方面．他也切实地担负起了中苏友协的领导工作。从现存的中苏友协档案文献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他的亲笔批示和讲话速记稿，其中许多次讲话都是即席演讲，我们从中领略到这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宽广的知识面、杰出的演讲才能和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批示大都简明扼要：演说风格与他的为人一样，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他分析问题总是由浅入深，从宏观到微观，从具体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透辟精微，富有条理。至今读来，仍然使人产生一种如沐春风，满载而归的感觉。
针对群众和部分知识分子对开展中苏友好的种种疑虑，他从团结的角度解释中苏友好的重要性：“中苏两大国人民很好的团结起来，相互的经验交流起来，经济建设的经验、组织的经验各方面的经验交流起来。这件事情可以说在全世界上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看到毛主席的口号：“中苏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极为重要。只要中苏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了，全世界人民团结就不困难。”进而，少奇同志从更深的层次，逻辑地指出了这种团结的意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了，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针对“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少奇同志指出：“团结是两方面的，不能说只利于我们自己、自私自利、中国人本位主义，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我们要根据国际主义思想、马列主义思想来进行工作，不能根据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进行中苏友好工作。”他还指出，“属于精神范围内的事情，可以要求人家无代价的帮助，但属于物质范围的事情，例如衣服、布匹、粮食等等，中国人民不能要求人家无代价的帮助。因为任何物质都是劳动创造的。苏联人民要吃饭，要穿衣，要养活他的老婆和儿子。如果你把苏联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果吃了，行不行呢？”不行的。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实际上是依赖思想。靠人家吃饭、穿农、过活的思想，在中国人民中叫做二流子思想，或者是剥削阶级思想。
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要爱惜劳动人民的时间，不要无休止地开会，因我们在农村时间久，供给制的习惯，不爱惜人家的时间，这是个很大的缺点。因此，劳动人民反对，说是国民党税多万税，共产党会多万会。有鉴于此，少奇同志特别指示：“中苏友协开展工作要多办实事，少开会，尤其是工厂、企业和农村，召开会议不宜太多。”
少奇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和讲话，对于澄清干部群众中对中苏友好的一些模糊认识，纠正不正确的思想，改进协会的工作方法等等，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1950年1O月1日，中苏友协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加强与发展中苏友协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中苏友协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凡一切享有公民权的中国人民只要他赞成本会宗旨，愿意增进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应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和性别，都可以参加本会为会员。”决定还强调：“发展会员，一方面应面向工农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应尽力吸收文艺、科学、教育及其他方面人士参加，并使他们切实地担负一定的实际责任和工作。”
由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又有刘少奇会长领导的强有力的协会领导班子，中苏友协在成立后最初的几年内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到1953年初为止，全国各大区、省、市、县以上成立的分会等分支机构达1955个。许多企业、机关、乡镇都成立了分会和支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6800多万会员，使中苏友协成为当时涵盖面极广，拥有雄厚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民间对外友好组织，这在我国的对外交往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苏联政府的鼎立相助。苏方答应在我国新建和改建141项大工程项目，其中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煤矿、炼油厂、机器、汽车、飞机厂、化工厂和电站等，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一五计划的骨干。为了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新的形势，更加加重了中苏友协的工作任务，原有的组织形式与新的工作任务逐渐不相适应。因此，中苏友协适时地进行了组织形式调整，从以往吸收个人会员改为发展团体会员，即通过工会、青年团、妇联、科联、中华总商会、合作社、红十字会及其它系统吸收团体会员。l953年，中苏友协与以上13家全国性人民团体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际，大力加强宣传和组织学习苏联的工作，介绍和推广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且大力推广业务俄文学习，以加速我国的建设和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
综观中苏友协在建国初期的工作，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
1、友协成立后，通过欢迎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科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的活动；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斯大林七十诞辰；特别是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展开了大规模的中苏友好宣传运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苏友协广泛开展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宣传，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1952年lO月革命节期间举行“中苏友好月”活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民性对苏友好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中苏友好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2、双方互派代表团进行友好访问。通过各种方式，如组织讲演会、报告会、出版书刊、举办图片展览、放电影、兴办业余俄文学校等，宣传和介绍苏联。仅以俄文夜校为例：中苏友协开办的四百多个班次里就培养了两千三百万学员。其中许多学员成为宝贵的翻译人才。
邀请苏联的著名学者如尤金、彼特罗夫斯基院士、潘克拉托娃院士以及组织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各地作报告、讲演、座谈，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传授经验。
3、向苏联人民介绍新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建设情况。主要方式是向苏方团体或个人寄赠各种文化资料，例如我国出版的书籍、期刊、美术作品复制品、照片、电影片、唱片和录音带等等。中苏友协还与国内有关单位共同组织展览会到苏联展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中国文学艺术展览会”、“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和1953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盛大的“中国工农业展览会”，受到了苏联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
4、中苏友协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开始学习苏联的运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中苏友协响应毛主席关于“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的号召，要求全体会员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注意向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学习，他们是近在我们身边的老师，为此，友协做了许多组织协调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许多中苏友协的积极分子在学习苏联经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学会了大企业的管理方法，新机器的操纵技能和先进生产经验。
1954年12月28日，中苏友协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协会的领导班子实行了换届选举。宋庆龄副主席继第一任会长刘少奇之后，被当选为中苏友协第二任会长。副会长从原有的七人增至二十人，其中当选的有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马寅初，著名文学家沈雁冰、高级将领林彪、程潜等人。友协章程的第二章经修改后，加进了一条重要内容，即会员“有努力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介绍和推动学习苏联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及科学技术的义务。”这一重大修改说明，中苏友协将更加致力于围绕我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民间友好工作。
党中央对中苏友协的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中央领导不仅对协会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而且对友协的换届选举作出了明确指示。这些意见和指示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亲密无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协上报给中央的《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中央书记处对中苏友协理事会名单已加审核，略有变动，写在名单上，特送上，其人选除党员外应配几个党外人士，并应先问宋会长，整个名单及会章修改，应先征求宋会长意见，然后提出协商。”
宋庆龄同志不但亲自主持了中苏友协第二届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而且还亲笔撰写了她本人在这次大会上题为《中苏友谊——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灯塔》的演讲词。她嘱告中苏友协干事长钱俊瑞同志，将她的这份讲词送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总书记审阅。钱俊瑞同志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写道：“她要我明天上午到她那里，把您的意见告诉她，并据以修改。”邓小平同志阅后，次日即批复：“俊瑞同志：这个讲词很好，我只在几处辞句上提了个别意见，是否适当，仍请宋副主席斟酌。——邓小平。”
时隔近四十年，我们有幸看到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和邓小平同志修改、批示的手迹，深为宋庆龄清新秀美的文风、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怀和深远宏大的政治家眼光所感动，也为邓小平同志对讲词恰到好处的修改而感到敬佩。
宋庆龄同志在这篇讲词中回顾了旧中国山河破碎、人民备受凌辱的历史，谆谆教导我们，“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象珍爱我们的眼珠一样来珍爱我们对苏联人民的友谊，并尽力来爱护它、保全它和加强它。”她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政府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并指出：“这种政策并不因为任何国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或社会制度上与我们不同而排斥它。其他国家的人民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看来，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我希望进行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样我们认为将有助于人类大多数所热望和地球上生命的继续发展所必须的持久和平。我们愿意和日本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愿意和美国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主张在全世界都建立这样的关系。只要对方表示出诚意，在我们这方面是决不会没有反映的。我们将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使全世界人们都能无忧无虑地生活。”
这份由宋庆龄亲笔撰写，由邓小平总书记修改的演讲词，是中苏友协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份杰出的外交文献。它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脉搏，又以其“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进行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基本思想体现并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一贯原则立场。至今仍对我们的外交工作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四、中苏友协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中苏友协的筹备和成立过程及其早期活动说明，中苏友协是由田汉、徐悲鸿、许德珩、戴爱莲、丁玲、曹禺、程观秋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知名人士、艺术家、社会贤达和民主党派的著名领导人率先联名倡议，由宋庆龄领衔发起成立的。中苏友协从筹备到正式成立，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郭沫若等一大批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中苏友协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办会方针等方面给予直接的领导和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中苏友协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对口友好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忱响应和积极支持，拥有了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五十年代曾一度成为拥有六千多万会员的我国最大的民间对外友好团体。在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史上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历史大潮。
刘少奇、宋庆龄这两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先后亲自担任中苏友协会长，他们不仅对中苏友协本身建设和发展，而且也为新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民间外交经验。
中苏友协在五十年代的工作，是紧密围绕着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外交总方针、总战略展开的。也就是说，它贯彻执行了建国初期我党制定的同苏联结盟“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执行这一战略，对于巩固革命胜利成果，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和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特别是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中苏友协作为群众性的对外友好团体，在配合党中央的这一外交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了“官民并举、以民促官”以及“民间外交为政府的官方外交服务”的内涵，也证明了民间外交与政府间的官方外交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一特点。
中苏友协早期的历史经验还证明，民间外交团体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除了要密切配合党中央的外交总方针、总战略之外，还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友好交往来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建设培养人才。中苏友协在机构改组过程中吸收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进入友协的领导机构，特别是在“一五”计划期间明确提出会员有“介绍和推动学习苏联各方面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的义务”，在厂矿、企业举办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交流会，兴办业余俄文学校培养翻译人才等措施，对当时“一五”计划的实施和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经验说明，民间外交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党中央对中苏友协的工作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也予以及时纠正。l957年，中央针对当时的新情况指示中苏发协：“近年来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中苏友好工作已经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增进中苏友好和介绍苏联的各种活动，也已经在党的领导下，由全国各机关、各团体共同来进行。因此，不恰当地夸大中苏友好工作，是不符合当前情况，是不正确的。同时，完全否定中苏友协的作用，认为中苏友协可以不做什么工作甚至可以取消的想法，也是不对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苏友协总会对所属的地方分支机构及其活动方式、主办的报刊杂志等项工作进行了适时调整，其中包括“各地已建立的中苏友好馆，必须充实活动内容，使它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场所”等项措施。
中苏友协在五十年代从事的大量工作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予的支持和援助充满了真诚的感激之情，在贯彻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时，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不盲从、照搬苏联的经验。对苏联政府的种种大国主义表现则是警惕和抵制的。五十年代后期，苏联领导人开始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为此不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两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之间的裂痕，自然也就影响并阻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正常交往，中苏友协的工作从此步入了低潮。
中苏友协的兴衰史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健康、成熟关系的正确方向和普遍准则。正如邓小平同志1988年12月指出的那样，在国际关系中最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苏之间象五十年代那种“同志式”、“同盟式”的关系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新的中苏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