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新中国民间外交开拓者楚图南先生
王楚光
二〇〇八年夏日于北京翠微西里寓中
楚老——楚图南先生，永远是我国知识界的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永远是中华民族名垂青史的文化精英。楚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学者、民主斗士、优秀的共产党人，而且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人民外交家。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有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是在为创建、坚持、发展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进行长期的奋斗，为中国人民的对外文化友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民间外交在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和延伸，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在英国的历史上，有位著名的政治家说的透彻：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永久的利益，这要成为英国外交的座右铭。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把外交工作放在国家事务的显要位置精心打理。当然，新中国的外交决不会按照英国人的思维逻辑行事，我们自有我国的外交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举世闻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外交工作，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按照这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全方位地展开外交活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而奋斗。
但是，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围堵和封锁，加之我国限于历史原因一度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官方的外交活动空间十分有限，迫切需要民间外交的配合与协助，以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支持。当年周总理就说过，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三者结合。因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王稼祥为主任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指导工会，妇联，共青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以及外交学会，体育总会，红十字会，贸易促进会等人民团体各展所长，在多个领域把民间外交蓬勃地开展起来，为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新中国走向世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外文协的创建与演变
在民间外交活动中，对外文化友好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活动空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庆祝对外友协成立五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外友协是推动我国民间外交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建国之初尚无一个专门从事这项对外活动的民间组织，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周总理的倡议下，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外交学会等人民团体联合发起，筹组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推选楚图南先生为会长，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楚图南会长的运筹与经营之下，对外文协的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获得了有效的拓展，为了适应新的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一九六六年四月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一九六九年十月又更名为（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协会两次更名，仍由楚图南先生担任会长，长期为我国的民间对外文化友好交流活动进行着不懈的奋斗。
深孚众望的楚图南会长
当年选择楚图南先生担任对外文协的会长和后来的对外友协会长，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已为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对外文化友好交流史所检验和证实。
楚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视野。新中国建国之前楚老长期在高等学府从事教学工作，除了授业育人之外，还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关注世界语的研究与推广，文化底蕴异常丰厚，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对外交往中，他可以和西欧的朋友探讨尼采的哲学和希腊的神话；可以和苏联及东欧的同志吟颂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可以和美洲的人士交谈他翻译为汉语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可以和日本及东南亚的近邻切磋孔孟之道和中国书法，以他的博学广交四方名流五洲高朋。
楚老具有出众的才华和人格的魅力。楚老风度沉稳，气宇典雅，处世诚信，待人热忱，与他交往过的中外友人无不感念楚老的亲切和友善，为他高尚人格的吸引力亲和力所折服。楚老不仅人品高雅，而且善诗词，精书法，功棋艺，通茶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典雅文人，他的这些优雅高尚的品德与修养，在对外交往中赢得了许多国际友人特别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朋友的尊敬与友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文学院院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著名文学家亚马多、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著名的日本友好人士井上靖和西园寺公一等世界名流先后都成了楚老的至交与挚友。
楚老具有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周总理有句名言：外事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从事外交工作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兢兢业业，锱铢必究。在这方面周总理堪称楷模，楚老紧随其后，做的也相当出色。八十年代楚老率团访问印度，原定会见印中友协会长，忽因会长亲属去世需急于料理丧事，印方要求将会见活动推迟举行，楚老立即表示理解和慰问，并命各位团员静心等侯，可是有两位团员却跑到旅馆花园内去荡秋千逗孔雀。楚老发现后，勃然动容，严肃批评：“友人家有丧事，不予分忧，反而喜形于色，怎么这样不懂事！”令人立即把他们叫回。知微见大，楚老在涉外活动中的严谨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楚老具有良好的历史记录和崇高的社会影响。楚老毕生追求真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是民主阵营的领军人物，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奋斗终生。早年从事地下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达四年之久，在狱中笔耕不辍，潜心学问，磨炼革命意志，感悟人生真讳。出狱后辗转回到故乡，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日寇投降后又和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李公朴教授一起勇敢地投入反内战保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行列，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险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谋害，深受民众之崇敬，也得到当时在滇的国际友人救助和支持。楚老的这部光辉的人生篇章，在对外友好交往中具有巨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凡是了解他的人生经历、热爱和平、崇尚自由的国际友好人士，无不感到由衷的敬佩。
总之，新中国选择了楚老这样一位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性情敦厚，阅历丰富，德高望重的知名文化人士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首任会长，真是慧眼识珠，为开展我国人民的对外文化友好事业寻觅到一位最优秀最合适的开拓者。
精心策划周密运筹
把民间对外友好活动逐步推向高潮
楚老就任对外文协会长以后，运用他的智慧和才华，借助他的社会影响，依靠各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和文学、艺术、戏剧、影视、学术、教育、出版、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文化人士以及民间艺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组建成有196位各界代表参加的对外文协全国理事会，同时选调了近百位外语干部和专业人才，组成干炼的工作班子。采用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学术交流和建立友好合作组织等多种文化友好活动手段，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和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展开了民间友好交往和丰富多采的文化交流活动，从建国之初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经过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打开了我国民间文化友好交往的局面，并逐步把这项活动推向了高潮，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推动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外文协首先关注的是与周边国家开展民间文化友好交往，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当年楚老安排组织的或亲自率领的我国民间的友好代表团或歌舞杂技等演出团体，先后遍访了朝鲜、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邻国，与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交了不少朋友。对于与我国一衣带水有着久远历史渊源当时尚未建交的日本，楚老则更为重视，先后五次访问日本，民间友好交往十分频繁。早在五十年代，楚老就以“民间文化大使”的身份，同日本民间或半官方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与日本政界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浅沼稻次郎、久原房之助、石桥湛山、中岛健藏、松村谦三、末川博、井上靖等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六一年楚老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拜望了许多文化、学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进一步为中日两国有计划地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为此，一九六三年楚老又代表对外文协与日中友协签订了年度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议定书。此后楚老还借纪念唐代高僧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之际向日本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一九六〇年根据陈毅同志的倡仪，邀请日本九段棋手赖越宪作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沟通了中日两国围棋界友好合作切磋棋艺的渠道。以楚老为会长的对外文协开展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对日民间文化友好活动，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促进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襄助和推动作用。
对外文协的活动视野，不仅限于周边国家，还注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民间友好交往，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对外友协的名义派出的民间友好文化代表团有上百个之多，足迹遍及五大洲。按照周总理提出的“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了解”的方针，楚老更是不辞辛劳，飞越重洋，远行万里，先后访问了西欧、北欧、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其中最为经典的是两次出访活动：一次是一九五五年楚老率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对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等五国的十七个城市进行的为期三个半月的访问演出，让新中国的古典戏曲艺术给北欧人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另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以楚老为团长的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南美五国之行。该团由当时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刘淑芳，魏啟贤等八十余位文艺工作者组成，带去京剧、音乐、舞蹈、杂技等多种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文艺节目，所访问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四国，都是与我国尚未建交对中国十分陌生的国家。但是，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活动多安排在像南美最豪华的科隆大剧院之类的高级演出场所进行，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共演出一百余场。由于中华文明和东方艺术的无穷魅力，几乎每场演出都产生轰动效应，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社会名流，都为新中国文化使者的精彩演出所倾倒，引起了对远在万里之遥的新中国的好感与想往。同时，楚老还率领艺术家们拜会各国的文化名流、社会贤达、政界要人，出席他们为欢迎代表团所举行的各种茶会酒会等联欢活动，进行亲切的交流，赢得了珍贵的友谊。如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后当选为总统），都是楚老在这次出访中结交的朋友。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与当地的侨领和华侨同胞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邀请他们观看演出，参加活动，使他们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派往南美洲的第一个高水平的大型民间文艺团体，艺术家们精湛的表演和友善的风姿，征服了五国朋友，使当地的许多攻击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谣言不攻自破，为拉丁美洲的社会上层和平民百姓重新认识新中国，促进双方的友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我国与这些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起到了搭桥铺路的作用。
民间文化友好交流活动，除了积极的走出去，更多的是热情的请进来，让国际友人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解放了新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在这方面楚老主持的对外文协更是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楚老不仅不辞辛劳地陪同外国朋友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还想方设法地安排他们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利用各种场合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建设成就。一九五六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之时，楚老引导一百多位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友好人士到天安门城楼会见毛泽东主席，谈笑风生，气氛热烈，朋友们无不感到兴奋和激动，这次难得的会见传为佳话。此后楚老还多次陪同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过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访华团，墨西哥前总统哈拉将军及夫人，阿根廷文化代表团，智利教育代表团等重要外宾。一九五九年，对外文协邀请了拉丁美洲的十四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联袂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了这批拉美客人，开创了中拉友好交往史的新篇章，把中国人民的对外友好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楚老在领导我国的民间对外文化友好工作中，除了进行频繁的友好交往活动之外，还十分注意建立组织打好基础的工作。在楚老的策划与指导下，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中期，对外文协和后来的对外友协，先后与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或城市互相成立了二百多个相互对应的各种友好协会。这些双边的民间友好组织大都每年互订友好活动协定，互派代表团相互访问；互办展览会，名人纪念会，文艺表演会；互相交换资料和出版刊物；相互召开学术论著和文艺作品研讨会，使民间文化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更加丰富多采地开展起来，更好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推动了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楚老在主持对外文协和友协工作期间，还有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就是以会长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大型重要的以和平友好为宗旨的国际会议。如一九五五年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七年出席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一九五九年再次赴瑞典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楚老参加这些国际会议时，多次发表演说，广交各国朋友，为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做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工作。
心系事业顶住压力
在危难之时努力坚持民间外交工作
正当中国人民的对外文化友好事业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之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这场灾难不仅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也给我国的外交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当时的对外友协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领导，楚图南会长兼任对外文委副主任。“文革”来临，有近两千人的对外文委及其附属机构顷刻陷入一片混乱，委一级领导干部多数被造反派打倒，楚老也受到严重的冲击，领导班子陷入瘫痪，这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指定楚老为党组临时负责人，指示对外文委既要搞好斗批改，外事工作也不能完全停顿。当时楚老既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揪斗和批判，又要主持外事业务，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坚持民间外交工作，处境相当艰难。后来“四人帮”及康生一伙趁周总理出访之机，宣布解散对外文委，迫使对外友协停止活动，将年已古稀的楚老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监督劳动，受尽苦难与折磨。在这种极端严峻的形势之下，楚老还是以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忧国忧民之心，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坚信党和人民的辜业最后一定会胜利。
由于周总理的关心，一九七〇年楚老获准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治病。此后由于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楚老的政治待遇逐步略有改善。一九七三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廖承志率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赴日访问，周总理安排楚老以副团长的身份随团出访。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我国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界在日本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足迹遍及日本全国各地，北至北海道，南及冲绳，西到新泻，东抵仙台，与当地的日本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时掀起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中日友好热潮，一时成为日本舆论界的中心话题，同时，这次成功的出访也成了楚老重返我国民间外交活动舞台的新起点。
耄耋之年欣逢盛世
继续为开创对外友好事业的新局面作贡献
中国人民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楚老已进入耄耋之年。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仍然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投入民间对外文化友好的恢复重建工作。对外友协恢复活动以后，中央于一九七八年正式任命楚老为对外友协的副会长兼党组副书记，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当时的其他几位副会长夏衍、林林等知名人士一起，积极辅助王炳南会长，共创对外友协工作的新局面，认真完成安排给他的各项任务。在此期间，楚老不顾年事已高，先后率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等国。一九八二年又以副团长的身份，随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再次访问日本，参加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七年还两次受命会见梵蒂冈教廷授意来华访问的菲律宾红衣主教，巧妙地与之进行周旋，圆满地完成了使命。楚老在国内还经常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民间友好人世，如陪同邓小平同志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陪同宋庆龄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代表团，陪同邓颖超同志会见比利时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等重要活动，不辞辛劳地为推动对外友协新时期的新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
楚老非常珍惜和重视与那些长期从事对华友好工作的老朋友的友谊，直至年迈还坚持每年元旦前夕亲自书写上百封贺年卡赠送给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对华友好人士，表达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祝愿。在他晚年撰写的文章中，也一再强调关心和爱护老朋友在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中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一九八三年楚老的老朋友、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的老会长弗朗克以九十三岁之高龄第五十次来华访问，楚老得知消息，当即欣然写下“苍松翠柏，既挺切直；高山流水，友谊长存”的条幅。当弗朗克寿辰之际楚老亲自将条幅赠送给他时，两位老人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如数家珍地畅叙他们四十多年的交情和友谊，当时在场的同志和朋友见到此情此景，无不为之动容，大家会心地热烈地鼓起掌来，向两位老人也是向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国民间外交事业的不老松
楚老倾其所能呕心沥血地为发展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奋斗近半个世纪，政绩斐然，有目共睹；德高望重，同仁敬佩。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一九八六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增选楚老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从而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这在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的人士中并不多见。楚老的政治地位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为人处事谦虚热忱平等待人的风格丝毫没有改变；关心和支持民间对外友好事业的精神丝毫没有改变，直到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楚老还以九十五岁之高龄在家中最后一次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真正实践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正如楚老自己在《口占》一诗中所言：“精禽衔石，苦海无边；缅怀人世，敢歇仔肩？”楚老是从事民间外交的一棵长青树，楚老是活跃在对外友好事业中的一棵不老松，他将永远受到民间外交工作者的尊敬；他是云南文山人民的光荣与骄傲，他将永远屹立在故乡人民的心中。
附注：作者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得到时任会长陈昊苏同志，副会长李小林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楚老的原任秘书何及峰同志和楚老的公子楚泽涵教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