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明在第三届公共外交论坛上的讲话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尊敬的韩震校长、文君书记:

尊敬的各位老师、外交界的领导和前辈们：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受李小林会长的委托，首先我谨代表和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向第三届公共外交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筹办论坛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自1965年由美国学者提出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在我国引起特别的反响。近10年来，公共外交才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坦率地说，我们这些长期在民间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最初在听到这个提法时，曾经感到一种困惑和压力。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官方外交”、“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提法，我们担心公共外交的新提法会对民间外交的历史地位造成淡化、对民间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作用造成冲击。

为此，我们认真研究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公共外交的特点，在结合我会民间外交工作的实际，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大会上提出的关于“要运筹好大国关系，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之后，得到了两个重要的共识：其一是中国的公共外交之所以在我国的外交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是中国快速发展并高度融入国际社会的使然和时代的必然；其二是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外交在新形势下不但不会过时，而且还会作为我国公共外交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想用四个“前所未有”来概括当年我国总体外交和公共外交面临的局面：第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崛起，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本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第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随着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对国际政治的知晓度、参与度和参与热情空前提高；第三是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类型的交流与合作、甚至是碰撞正在日益增多；第四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崛起对他们自身经济权威、话语权威、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运用公共外交手段介绍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误解、减少碰撞、增进友谊、化解矛盾，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外交部杨洁篪部长曾经在2010年3月明确指出：“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在不久前胜利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中央再次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社会各届的努力，使我国的公共外交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迸发了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个新生的事物仍然有诸多需要进一步努力和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历史起点看，我国的公共外交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外交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开拓创新，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从外交学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外交界还是学术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处在介绍和引进国外现有理论体系为主，在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和总结成功经验，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体系等方面还有待于作更多的努力。最近，我看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报告（2011/2012）》，这本专著具有系统的完整性、理论的创新性和实战的可操作性，读后令我感到深受教益。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国外交界和学术界有越来越多这样好的专著问世。

第二，从组织形式、战略布局和分工角度看，我国公共外交的资源整合程度较底，战略布局还不够完善，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机构很多，但分工协作的态势尚未形成，或者说仍处在一种各司其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局面。

第三，从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角度看，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参与主体和受众是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精英和普通群众。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群众是基础。但仅仅依靠政府去用官方的语言沟通，很难实现沟通效率的最大化和效果的最佳化。如何有效地配备公共外交资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实行有效沟通，并对实施策略、外交技巧和效果进行分析评估？如何更有效地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受众之中用对方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对国际上成功开展公共外交的案例分析？以及公共外交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经验尚有待于进一步积累。

总之，要想通过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来提升我国公共外交效能，实现更直接、更广泛、更有效地影响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展示我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需要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有战略思维的眼光；需要我们在继承我国外交事业的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总揽全局，把握规律，整合战略资源，在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工作方法的创新三个方面下功夫，使我们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更具有长远性、前瞻性、时代性和措施的全局性、系统性、可持续性。

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才能办出中国的特色，而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正是丰富我国公共外交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的最好途径。我想就此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和具体的对策建议。

第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要有中国的特色，必须继承新中国民间外交的优秀历史传统。

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民间外交有着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些优秀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明显的中国特色，为今天的公共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民间外交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以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访问延安为起点，创造了一个通过做新闻记者工作进而影响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光辉范例。直到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民间外交”也成为了我国外交界、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概念。

 第二，办好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建国初期，为粉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敌视与封锁政策，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改变了单一以国家为外交主体的传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方式。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将新中国的外交归纳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1966年2月，他在论述党、国家、人民三者在国际活动中的关系时又明确指出：“我们的国际活动和对外工作有党、国家和人民三个方面，政府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外贸、外文、外经等等都是如此。这三个方面，党的对外国际活动，用政府名义的对外活动，用人民的民间的名义对外活动，它既有区别又有结合。在我看来，结合是主要的”。

1990年3月，江泽民主席接见我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时说：“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时，当时周总理首创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为国家关系的建立开路。后来大多数国家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既有官方外交，也有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不管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在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接见我会第十届理事会与会代表时，高度评价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要求全国对外友协在民间外交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公共外交中发挥骨干作用，在地方政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我国民间外交重要论述，形成了我国民间外交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使我国的民间外交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办好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必须不断开展体制机制创新。

早在建国初期，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政策，党中央就在我国民间外交的整体布局上做出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决策，如1949年10月2日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10月5日成立中苏友协、12月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52年5月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54年5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即今天的。也就是说，在建国初期短短五年的时间里，新中国就完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战略部署，形成了和平与建设并行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结合、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两翼齐飞的格局。建国初期的这些外交体制创新的决策，至今还在我国的总体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骨干力量。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民间外交的组织程度和制度保障比较完备，资源整合程度高，战略布局广，群众基础比较雄厚，公众认知度比较高。经过建国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全国各省市都建有地方友好协会，这些地方协会积极配合当地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我会密切协作，不断开拓进取，形成了友协系统的合力。

国际友好城市工作是我会受国务院委托负责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我国的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迅速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04个城市与五大洲130个国家的438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336个城市建立了1936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形成了我国地方政府和城市外交的大格局，拥有了广泛的地方政府参与度和广泛的群众参与度，形成了民间外交的特殊优势，中国城市与世界各国城市之间的民间外交工作形式和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青少年友好交流等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会在开展民间外交的体制创新方面一直没有停顿，先后成立了从事经济和人才交流的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中国友好和平基金会。近年来又成立了友好艺术交流院和经济合作委员会等等，目前还即将成立中国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在机制建设方面，近年来我会先后建立了中美省州长交流机制、金砖国家友好城市论坛等数十个交流平台，使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广，交流层次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为我国的总体外交和公共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第四，办好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

今年年初，我会李小林会长在谈到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的总体思路时，要求我们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我国的外交战略的基本布局，力求在战略重点上明确清晰；在战略谋划上力求系统长远；在战略措施上要力求切实有效；在战略策略上要力求以小搏大、事半功倍；在战略资源的配置上要力求实现更大的整体合力；在实现战略目标上要力求重点突出、有取有舍、整体推进。

她还特别强调，要想在我会民间外交的战略谋划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就必须在工作方式的创新上取得明显进展，要加强协作、勇于创新、打造品牌、立足长远。

为了鼓励大家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精神、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氛围，发挥典型创新项目的引领作用、促进我会民间外交的科学发展，我会目前正在开展民间外交创新奖的评比活动。其中“海峡两岸春节民俗庙会”、“中国欧洲民间友好合作对话会”、“美国艾奥瓦州友好代表团访华”、在周边邻国开展的大型公益活动“光明行”、“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与国际大型跨国企业联合在贫困地区开展的“彩虹桥工程”、“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加拿大省长联袂访华团”、“和谐世界—中国画家走进不同国家”等在今年实施的31个项目参加了创新奖的评比，竞争非常激烈。如果把我会持续开展的国际交流项目，如“实话实说代表团访美”、“中俄友好月”、“中美建交图片在中国各大城市和美国各州的巡展”、“国际友好城市大会”、“百城论坛”等创新项目结合在一起分析和评估，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呈现了对外交往层次高、影响面广、在拉近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感方面效果好等鲜明的特色，展示了民间外交的亲和力、灵活性、多样性和广泛群众参与度的特点。

以上我简要归纳了新中国民间外交的历史传统和传承、建国以来我国民间外交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在我们正在实施的项目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看，我国的公共外交与西方学者提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既有相同点和相似点，也有明显的不同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公共外交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而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又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的重要支撑点，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的拓展点。在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民间外交变得无足轻重或受到削弱。相反，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补充，其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民间外交仍然可以起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稳定器”、人民友谊的“播种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的作用，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变的情况下，民间外交还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总之，我国公共外交在新形势下的开拓发展，为民间外交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立足现实、发挥优势、谋划长远、趁势而上，的全体同志愿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与各兄弟单位和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共同把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