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  庆  祖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的这一事实，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在认知感受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猜测或判断。如何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的和平发展、科学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对我们的民间外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欧美智库对社会舆论和民意的影响力，多做他们的工作有助于外部世界全面客观看待中国。

1、欧美国家智库在内外决策和舆论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又被称之为思想库（Think Tank），通常被人们视为国家的“智商和大脑”。他们是指由专家学者组成、为决策者在军事、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和策略的研究机构。欧美智库兴起于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内政外交中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大。全球约有6600多家智库，遍及182个国家，其中60%分布在欧美国家。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鼎立”。在一些国家，媒体掌控舆论被学者称为第四政府。由于智库影响扩大，而视为第五种权力。相比欧洲国家，美国智库起步较晚，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最快，现有1800多家，跃居世界首位。在美国，学术界和政府之间还有人员“旋转”交流的传统。不少著名学者经常在政府和智库之间交流任职。最典型的是，国际学术界“大人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结束了布什政府的国务卿生涯后，也进入了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当然，美国有这样一批在高官和学者之间交流任职的“旋转人”。

西方国家的媒体受意识形态和其新闻价值观的束缚，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激进片面，负面居多。报道时有失实，常误导公众,对社会舆论的消极作用明显。要说服他们改变其观点的难度大，即使是要其客观看待中国也不易做到。

而欧美国家的智库和学者，长期跟综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掌握情况较全面深入。他们政治倾向有异，一般都强调自已“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的各自定位。美国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都是保守的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则具有自由派倾向。但作为一个整体，欧美智库的立场观点，相对客观理性，可信有说服力，政策建议也较为平衡。他们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出版书刊和举办研讨会等多样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欧美智库对官方的对华政策有影响，有时甚至“举足轻重”，在社会舆论和民意等方面的正面作用也不断增大。布热津斯基最近在肯定“中国成功”的同时，虽表示对“中国在亚太被孤立”的担忧，但他建议美国不要参与任何同中国可能发生冲突的事件，也不参加任何反华联盟。美国学者李侃如呼吁，奥巴马政府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对“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

总之，长期来，美国“知华”的智库和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在发展中美关系和促进两国合作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于智库和学者的存在，少了一些极端成分。即使是在目前低迷的中日关系中，也还能听到日本学界有头脑清醒和理智的人在发声，推动日本对华理性舆论的兴起。

2、要借力欧美国家智库，向国际社会全面客观介绍中国

目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变革深化，国际环境比前更复杂，不确定和未知因素更多，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总体实力增强和国际影响扩大。随着全面崛起，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判断不出现太大的偏差。中华民族在遭受世界列强一个多世纪的侵略和凌辱后，扬眉吐气，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努力发展经济，为世界繁荣进步做贡献，理直气壮。

但是国际社会的感觉与国人不太一样。尽管我们明白无误地表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主张和理念，但世人是否认可和接受则是另一回事。国际社会看待中国，焦点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如何解读中国快速崛起和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在这问题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知感受的差别，已成为我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重大挑战。例如，一些国家感觉中国咄咄逼人，而国内有人则认为对外软弱。现在，不仅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存有嫉妒、焦虑、防范等情绪，而且不少中小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也对华疑虑、误解。新加坡的李光耀在其一部新作中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现在，不仅外国的官方和政要，而且有些国家的民间社会也表现“心态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树大招风”，成为了“众矢之的”。因此，我们要正视直面内外认知差别的问题，除了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不良情绪的外部原因，还要自修内功，研究对策。否则，活动规模再大，报道再密，翻译的外文再多，也不一定意味会有中国好形象，也可能仍不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

中国在寻求有利国际环境的努力中，需要更积极主动，更深入地溶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的思维要调整，方法需继续创新，要用外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西方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诉说中国故事”，对活动的效果要有反馈，及时进行评估，不断调整实施办法。

民间外交对国际社会做工作，不仅要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且也要动员各国有影响、对华相对客观的团体和力量参加进来，组织中外精英人士进行双向性交流和对话，增进了解，降低在官方场合误读或误解的可能性。欧美国家智库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可以在对中国的判断上“扮演角色”。多做发达国家智库的工作，发挥“知华”学者和专家的作用。向他们提供信息使他们言行对中国有利，争取他们客观介绍解释中国情况，发出冷静理性及观点平衡的声音，使各国社会公众得到多种信息和听到与一些戴有色眼镜媒体不同的观点说法，减少偏见和消极印象。

总之，借力欧美智库，争取影响官方决策和培育民众对华的好感。多年来，我会与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基金会，卡特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过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等各类国际关系的研讨会。这些活动都产生了良好正面的社会影响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