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工作部 王薇
民间外交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中国诞生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阐述或寄语过民间外交事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世界人民的“中国观”正发生着微妙变化。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加深的当今社会，我会致力的民间外交事业应担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一方面来自我们工作内容的纵深拓展，另一方面来自我国其他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 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概念辨析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但笔者认为两者不存在矛盾和竞争关系，公共外交更多的是按西方学术语境对以往概念进行整合，民间外交既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外交的有益补充。]）组织的竞争压力。因此，要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核心在于如何提高我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除外语能力以外的“软实力”。其中，跨文化交流能力应当成为我会民间外交工作者的核心竞争力。
一、什么是跨文化交流学
（一）背景和概念
跨文化交流学[ 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尚没有统一的译名。一门新学科建立时，由于研究学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在选取译名时亦受到自身学科影响。因此，具有语言学或外语教学背景的学者译为“跨文化交际学”，具有传播学背景的学者译为“跨文化交流学”，具有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学者译为“跨文化交流学”等，本文选用“跨文化交流”这一译法。]（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一门新兴学科，50年代起源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戏剧性地“填补真空”，以超级大国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但却面临着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在国内如何缓和种族矛盾、加强性别平等及平息民权运动；在国外如何有效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美国在确立了“世界领袖”的国家定位和“干预主义”的对外政策后，向外国派出大批外交官和技术人员进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输出。但美国人很快发现，由于忽视跨文化间沟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频频遇到阻碍。很多驻外美国人并不了解或漠视当地文化，不仅无法与当地民众建立真正联系，还常发生误会、矛盾甚至冲突，那些发展援助项目不被当地人接受，美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传播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成立了外交事务研究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美国外交官和援外人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的培训课程。作为外交事务研究所的专家，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于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指出过去人类文化学者只研究单一文化的缺陷，并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交流”这一概念，探讨了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以及文化间接触与沟通的新研究方向。霍尔也被公认为“跨文化交流学”之父。他提出“文化即是交流”。[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2页。]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人，跨文化教学学的定义被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流的过程。
（二）历史和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陆续有很多跨文化交流学著作问世。据1983年统计，17.8%的美国大学至少开设一门跨文化交流学课程。在欧洲该学科起步稍晚，总体而言，与语言学的联系更密切。在前苏联，跨文化交流学主要体现在其国情语言学方面。[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11-14页。]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我国对外交往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交流学科，但最初重点应用于外语教学。
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关注。如何解释和分析非西方的日本文化对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成为了西方跨文化交流学者研究的新领域。跨文化交流学也开始摆脱“美国中心”，转而研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亚洲文化（更准确的说是东亚文化）。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深入，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内容也更为多样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分析、多元文化主义的现状与前景、对现代性的反思、民族与宗教背景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等等都被广泛关注。西方学者还借助政治哲学的理论对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一）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上看
历史表明，跨文化交流学的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化和大国崛起规律具有内在联系。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前者的崛起催生了跨文化交流学的产生，后者的强大拓展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西方跨文化交流学者越来越关注的研究对象。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谈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讲话。]，“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就在我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一些西方国家在媒体上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等，这往往让很多从未到过中国，只依靠西方媒体获取信息的西方普通民众对华产生疑惑、误解、偏见甚至厌恶。近年来我国政府虽然借助很多外宣手段谋求改善我国国家形象，但不少措施收效甚微，这其中很大程度是由于不了解其他文化[ 此处的文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狭义概念，而是指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广义文化概念。]造成的。跨文化交流学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民间外交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有效地展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其根本在于“维护国家利益”[ 李小林会长2009年12月19日在《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民间外交工作者若能掌握一定的跨文化交流知识和技巧，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工作成果。
（二）从民间外交的特点上看
民间外交具有工作对象广、领域宽、内容杂等特点，看似简单，做深做实不易。民间外交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柱，这往往导致工作的简单重复或因循守旧，只有“量”的累加，少见“质”的飞越。而跨文化交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民间外交工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其理论来指导工作实践。比如我们工作中经常涉及的中外学生交流，这一概念正是由德国跨文化交流学者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sander Thomas）提出的，最初被实践于德国和法国的中学生交流，目的在于促进法德和解，从而维护欧洲乃至世界和平。“学生交流”是一套具有理论指导的跨文化交流和文化比较模式。若能对相关理论有所了解，就可以更有的放矢的制订交流计划，可使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
此外，作为民间外交工作者，应当对跨文化交流学中常见的文化定义、语言交流、非语言交流、文化差异意识、种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研究、跨文化冲突研究等有所了解和学习，只有具备了深厚的理论积累，才能使我们不仅能做民间外交工作的勤务兵，更能成为民间外交事业的思想者、塑造者和创新者。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菊与刀》即采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日本的文化模式和精神实质进行了分析。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跨文化交流学者，该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从未到过日本的情况下撰写了这本对战后美国对日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书，可见其根底之深，亦可见理论之重要性。因此，掌握一定的跨文化交流理论可以使我们对民间外交实践案例进行整理、分析、评估，从理论梳理过的实践中可以提炼出有益的思想和观点，有利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对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情势进行分析和预判，进而为我国外交政策建言献策。
最后，作为交叉学科的跨文化交流理论与材料来自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学习跨文化交流学知识本身对提升民间外交工作者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也大有裨益。
（三）从应对竞争挑战上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对外交流的渠道日益扩宽，民间外交领域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近年来由于社会各界对公共外交的广泛关注，相关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面对来自其他机构的竞争，我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分析我国其他公共或民间外交机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种：一政府部门，隶属党政机关，实力强但灵活度低；二专业团体，从事某一专题的国际交往，专业性强但领域窄；三智库机构，学术性强但实践少；四纯民间或企业机构，目的性强但外交性弱。与上述组织相比，我会的优势不用赘述，但如何整合和发展我会的优势则应做深入思考长远规划。国家、企业或社会组织的核心在于人才。拥有一支高素质、与时俱进的人才队伍，才可以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屹立不倒。如前文所述，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受重视程度还不够。若我会能及时意识到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提高工作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将有利于提高我会工作人员的核心竞争力。
受篇幅所限，本文对跨文化交流学的培训方法不做细述。但通过广泛阅读学科著作、学习培训课程和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项目运作等都可以达到提高自身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目的。总之，只有认识到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才能在我会民间外交工作人员核心价值观即“爱国爱会、为国交友、敬业创新、和谐发展”的指导下，不断学习，积极创新，在新时期为民间外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