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101周年到来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鼓舞和激励本会广大青年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经会党组批准，全国对外友协机关团委于4月底在全会40岁以下青年中开展了以“让青春在为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中绽放”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此次活动共收到13个部门180篇文章，所有文章都能够围绕主题阐述对“青春与奋斗”的认识和感悟，充满了正能量。经部门评选、评委会盲评，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10名。5月15日，本会召开颁奖大会，会领导全体出席，对获奖个人进行了表彰。现将获奖文章予以刊发，共同弘扬五四精神，唱响青春之歌。

新冠病毒与西方对华经济战面对新冠病毒，人类的职责要求世界各国向中国人民表达团结与支持，全世界应团结一致、共克疫情，而不是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利用疫情。在疫情面前，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却表示：“疫情将为美国带来经济效益，有助于创造工作机会，让更多企业远离有疫情的地区。”跨国企业之所以在中国投资是因为中国有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货物供销市场上可能是第一大国，中国秉持互利共赢理念，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也极多。当前西方针对中国和中国人发起的经济战，让我们想起了数世纪前西方国家对非洲进行的殖民活动，他们从丑化非洲人民形象开始，为殖民活动披上在非洲传播文明的幌子，对非洲进行了持续数世纪的殖民。致命病毒疫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都经历过不同的病毒疫情，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曾受病毒疫情之苦，成千上万人因此丧生。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明积淀和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将会成为证明中国有成熟的政治制度和足够的能力来控制疫情、阻断疫情传播并最终战胜疫情的一个事件，就像新中国打破西方封锁，发展成为世界领跑者一样。中国的崛起以不断深化经济、科技对外开放和发展同各国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最好的例证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已成为在不平等和利用为基础的西方经济体系外，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出路和优秀典范。中国的稳定意味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稳定，任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因素都将给全世界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要看到中国有政治和经济能力管理好如此众多的人口。当前，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可控，已有1000多人痊愈，相较其他已知病毒的最低致死率4%，新冠病毒致死率不超过2%。世界相信中国有能力战胜疫情，相信中国将很快战胜疫情，中国应对疫情的举措将成为今后全球加强预防、应对疾病的有益经验。  （翻译：于杨涛）

根据《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国务院行政机构根据职能分为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 负责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国务院办公厅(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自然保留不变。而依法分别履行国务院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组成部门，面临国家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各部、各委员会、审计署这次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部(Ministry)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机构才能称之为部(ministry)，属于正部级，是在特定的某一方面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比如教育部。 本次国务院机构调整之后，有六个部是重新组建或者新增的，分别为： 自然资源部(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生态环境部(Ministr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农业农村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文化和旅游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退役军人事务部(Ministry of Veterans Affairs) 应急管理部(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委(Commission) 部之外，同属于正部级的还有委员会(commission)。相对于部来说，委员会(commission)有一定的综合性，通常处理的事务比较多。 本次国务院机构调整之后，保留了两个委员会，分别是： 国家发展改革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通过职能整合新建一个委员会，即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局(Administration) 以上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在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中，局(administration)这个称呼经常出现：除海关总署和国务院参事室外，国务院其它直属机构的名称均为“国家XX(总)局”。 根据《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国务院直属机构主管国务院的某项专门业务，相对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而言，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国务院所属机构的调整和设置，不是由人大，而是将由新组成的国务院审查批准。 但是，直属机构中的总局、总署具有和组成部门的部委一样的正部级级别，而局次之，属于副部级机构。 此次调整，整合职责组建了六个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tate market 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state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医疗保障局 state medical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state grain and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国家移民管理局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办公室 (Office) 而办(Office)更多指的是协助国务院总理办理专门事项的国务院办事机构，它不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目前，除国务院研究室外，其它办事机构的名称均是“国务院XX办公室”。 当然，负责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国务院办公厅，虽然也叫办，性质和职责却不一样，英文翻译起来也不一样。细心的读者不妨留意一下，国务院办公厅的英文叫什么？ 改革后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 1、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国防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4、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5、科学技术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工业和信息化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8、公安部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9、国家安全部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10、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11、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 12、财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1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14、自然资源部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15、生态环境部 Ministr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1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17、交通运输部 Ministry of Transport 18、水利部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19、农业农村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0、商务部 Ministry of Commerce 21、文化和旅游部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22、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23、退役军人事务部 Ministry of Veterans Affairs 24、应急管理部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25、中国人民银行 People's Bank of China 26、审计署 National Audit Office （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和设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 1、 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2、 组建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 3、 组建农业农村部。不再保留农业部。 4、 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 5、 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6、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7、 组建应急管理部。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8、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9、 重新组建司法部。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10、 优化水利部职责。不再保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11、 优化审计署职责。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12、 监察部并入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 国务院其他机构调整 1、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 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3、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4、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5、 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 6、 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 7、 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8、 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不再保留国家林业局。 9、 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 10、 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隶属关系。 11、 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 国务院组成部门以外的国务院所属机构的调整和设置，将由新组成的国务院审查批准。   

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华心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和“容忍”。美国现今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上升，对华战略思维在朝遏制的方向走，中美关系会遇到更多挑战，不能低估特朗普政府的冒险性和两国关系的困难，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在增多，双方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也日益扩大。而且，美国想要长期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客观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总之，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会成为新常态，我们要习惯在博弈中寻求合作，在颠簸中推进两国关系。 2017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经过震荡后回到平稳的轨道。今年，两国关系复杂多变。自去年年底，美国政府连续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四个官方文件，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深度调整对华政策。后又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对华强硬施压。美国着力阻遏中国崛起，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两国全方位博弈加剧。 1、美国顽固坚持冷战思维，遏制中国崛起 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还逐渐激化，彼此不信任加深。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产生更大怀疑和防范，一直不愿看到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威胁。担心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会牺牲美国利益。美国社会各界在2015年对华政策大辨论之后的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整体对华态度丕变，导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强硬面始终在加强。美国社会精英习惯用冷战思维打量中美关系，主张“遏制中国”的声音强大，已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特朗普政府是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霸权主义。美国政府连续出台四个官方报告，都突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威胁。《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首要竞争对手，把中国描述成“修正主义国家”。《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提出了美国战略的调整。把与中俄等大国竞争作为“首要关切”，反恐不再是重点。在今年美国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俄是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称，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美国最大威胁。美国“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概念，联合日印澳等三国针对中国，共同制衡中国崛起的意图明显。美国还希望在东盟国家打造一条统一战线，作为对抗中国的堡垒。美国企图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各方面对中国形成战略挤压。 由此可见，中美战略竞争会长期存在。两国竞争表现在传统的安全和台湾特别是经贸等问题上，但美国混合使用各种“经济牌”、“政治牌”和“台湾牌”，正加剧双边关系的对抗。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是“竞争性共存”，是同床异梦的“竞争性关系”。美国对华“敌意和对抗总体增强”。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担心，“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在加剧而非缓和”。中美对抗的长期趋势似乎已经形成。 2、美国对华强硬势力抬头，使中美关系不稳定 特朗普执政来的内政外交政策不乏争议。美国国内政治博弈非常激烈，不仅共和民主两党势不两立，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也有裂痕。美国主流舆论与他对立，情报部门与他过不去，政界学界与其关系也很紧张。政府部门“各说各的”，决策机制混乱，令美国政府面临不确定性。特朗普执政团队缺少外交问题专家和有经验的“老臣”。美国国务院“形单影只”，日趋边缘化，从而加剧外交风险。特朗普政府里相对温和的稳健派，如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前国务卿蒂勒森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高官，与特朗普政见不合，先后相继离职。特朗普政府一年的“决策官员”更替率高达34%。美国内政“乱象”得不到有效控制，不利于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的稳定。美国新亚太战略现在还“半清晰半模糊”。美国政府尚没有完成对欧洲，中东和亚太这三个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明确排序。 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尽管“缓和了对中国的立场”，但他“反复无常”的领导风格，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当下中美关系最大“非常规变量”。特朗普政府新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的政策主张都指向中国，表明美国政府中对华强硬派正在得势，对特朗普的影响也显著上升。特别是，现在由美国“鹰派”人士组成了“战斗内阁”：博尔顿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逢佩奥任国务卿和纳瓦罗任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今年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推手也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鹰派人物。这些都表现出特朗普政府已转向进一步保守和对抗。美国决策圈民粹派扎堆和日趋“同质化”，增加了决策失误的风险，从而造成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博弈加剧。两国关系全方位震荡，让人担心“急转直下”，甚至认为中美“面临摊牌翻船的风险”。 3、经济等热点问题冲击两国关系 特朗普执政后，经济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首要利益诉求。安全和经济等问题一个或几个同时出现，严重干扰两国关系。首先，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非常在意经济利益，从经济出发来审视中国。他上任后谈及中国最多的是两国经贸摩擦，表示对华不满，经常挥舞贸易制裁大棒。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上升，对美刺激很大。3月22日特朗普指令对中国进口美国商品征收高达500亿美元关税。4月5日说考虑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是一场复合型持久战。中美贸易谈判十分艰难，但双方在贸易谈判上各有筹码，中国的贸易报复手段很充足。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其次，台湾问题仍是美国手中操弄的一枚棋子。美国将之作为对华博弈的主要杠杆。今年美国不断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不停地试探中国对台底线，朝更为危险的方向发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包括“台湾旅行法”在内的两个亲台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如果美国提升同台湾关系，中国势必作出强烈反应。朝核问题的发展“已碰触了美国的战略底线”。朝核问题也已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摩擦点和两国关系的问题之一。美国一旦对朝动武，会给中国带来严重挑战和安全威胁。最后，南海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慢性病”，将会长期存在。美国新一轮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计划实施后，美军在南海巡航更加频繁，挑衅目的性和政治性也更强。新年之初，美军导弹驱逐舰“霍珀”号、“马斯廷”号、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先后进入中国黄岩岛、美济礁和南沙群岛海域，进行挑衅。近来，随着美国政府对华强硬，它可能会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挑起更多事端。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以实实在在的利益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他有意把两国贸易、南海和朝核等问题“混在一起而不是分开来处理”，是想拥有各种谈判筹码，获取更多实际利益。 4、中美关系既面临挑战，但也有机遇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21世纪国际关系的性质。基辛格说，中美关系是21世纪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国关系。今日中美关系之重要性已远超当初建交时，没有其他双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重要。中美关系如今是一条大船，已经“大到不能倒”，不会说翻就翻的。中美两国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近1/4，两国经济总量超世界的1/3，双边贸易占世界的1/5。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和美国争取“再次伟大”，都需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华心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和“容忍”。美国已故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森伯格曾指出，“中美关系最关键时刻将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是否能容忍它”。如果中美双方持积极和合作的心态，大家就能抓住机遇，把挑战化为机遇，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美国现今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上升，对华战略思维在朝遏制的方向走，中美关系会遇到更多挑战，斗争面上升，不能低估特朗普政府的冒险性和两国关系的困难，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在增多，双方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也日益扩大。面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疾病和自然灾害等全球问题，以及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持半岛和平稳定等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没有国家能单独应对，而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通力合作。美国想要长期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客观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认为，中美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命运。总之，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会成为新常态，我们要习惯在博弈中寻求合作，在颠簸中推进两国关系。 5、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和冲突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肩负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责任。中美两国应该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坚定合作大方向。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现在中国驾驭两国关系的主动性增加了。中国外交已从以前“反应型”的“被动状态”转为“主动出击”，可以积极主动塑造和引领中美关系。与特朗普打交道，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必须用实力说话，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坚持斗争，斗而不破。 稳健把握中美关系是两国的共同责任。中美元首为两国关系定下了通过沟通和合作来管控分歧的基调，双方管控分歧、矛盾、摩擦和冲突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为了两国的利益，中美双方应该管控好分歧并避免战争。因为中美都没有全面对抗的意愿，两军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说明双方都愿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方式来解决矛盾和分歧。竞争是大国政治的常态，做“对手”不等于当“敌人”。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说，“中国是一个强国，但不因此而成为我们的敌人”。这是美国的理性声音。 最后要指出的是，美国军工集团是特朗普上台的重要支持力量，特朗普执政后重用职业军人和有军队背景的高官，政策取向更加保守强硬。美国鹰派可能长期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由于华盛顿内部形势恶化，为摆脱国内问题特别是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的压力和转移“通俄门”造成的政治危机，美国当局可能通过以“挑起外部冲突”的方式转移危机，寻找出路。对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的可能，我们需保持警惕。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秘书长） 来源：国际网

2017年10月28日 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刚好是重阳节，首先感谢来自中国政府各部们、全国各地的学校代表们拨冗出席今天的中德国际护理高峰论坛。 上午，户思社副会长、还有教育部的马晓东主任、商务部的张翔如秘书长、斯图加特德中友协多尔德主席、德国著名职业教育家施丁青博士、还有来自企业的代表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马晓东主任代表教育部发表了关于中德国际合作方面的，关于中国职业教育和中德两国职业教育合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非常权威，我们大家都受益良多。 我也准备了一个稿子，但是我发现，关于中德合作开展护理行业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问题，和项目的启动及开展现状，大家都讲得很全面。在此，我想脱稿来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并且从我们怎么样开展这个工作的角度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2013年我还在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当年我受李小林会长的委托，应多尔德主席的邀请，率代表团与德国的养老机构进行交流洽谈和实地考察。2014年的元月4号，我又受外交部的派遣，前往我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担任使馆领导班子成员、公使衔参赞职位。可以这么说，我是这个项目最初的参与者，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多年来一直高度关注着这个项目的情况、全力支持这个项目的发展，并一直对这个利国利民的项目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我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志愿者。今天德国驻华使馆的施多夫雷根先生（Stoffregen）也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他详细介绍了德国养老政策的有关变化，包括介绍了德国教育系统将医院护士和养老护理这两个不同的学科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的新情况、对这个新动向的法律背景作了很好解释。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在波茨坦会见了两位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德国老朋友，其中就有在座的多尔德主席。当时多尔德主席跟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中德合作、利用民间渠道为中国培养150名养老护理人员的建议。克强总理非常赞同他的提议，并指出培训一百五十个护理员还是少了点，鉴于中国未来养老业的发展趋势和人才不足问题，他鼓励德方的民间渠道接受更多的中国护理员去德国接受相关的培训。在这个过程当中，全国对外友协和其下属的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便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和准备工作，经过一段非常紧张的筹备，2014年的10月份，第一批学员应邀前往到德国，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波折。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讲讲这个呢，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没有克服，就是语言障碍。第一批去德国的学生是以A2的德语水平进入的德国，当时多尔德主席也很着急，如果要语言达到B2水平的话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当时他就冒险要求了一个A2的德语水平。这些人去了以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个文化方面的，全新的环境，学生的语言也不行，跨文化的知识背景也准备不足，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以及适应问题都出现了。 当时我在大使馆担任领导职务，官方的外交工作非常忙，又不能过多地直接去安抚这些学生，于是我就动员德中友协的很多老朋友，包括在德的华人华侨，去关心这批学生，帮助他们尽快度过最初这个适应阶段。在语言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进入德国，就会出现种种的心理问题、适应问题、包括在他们在德国的生活问题以及学习问题。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语言准备，课也听不懂。当然即使是大学德语专业的毕业生（今天我的学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刘越莲校长今天也在现场，她是教德语的知名教授），我们类似的经验，即使真正的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不能进入德国以后一听马上能听懂德国人的讲话，尤其是地方方言，是吧？更何况是中专的孩子，因此他们进入到德国以后，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待会儿我还要讲怎么样去克服、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各方面的帮助和共同努力之下，包括我驻德大使馆、我驻汉堡的领馆和驻法兰克福的总领馆的外交官们，都很关心和爱护这批孩子。等到2016年我应多尔德主席的邀请和受我驻德大使馆派遣去巴登符腾堡的Esslingen去参加中德养老论坛的时候，见到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去德国的学员们。其中有青岛的，有四川的，青岛的这些同学在从事护理行业中很沉稳，很成熟，像老师似的，而四川的孩子们呢，活跃、开朗，个个像百灵鸟一样。德国的老师们和养老机构的代表一提起这些中国学生都是赞口不绝，夸奖他们是人民友好的使者。他们去德国以后，艰难地克服了最初的困难，与德国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学校的老师相处得都特别好。他们把中国的传统美德带到德国去了。这是令我感到特别欣慰。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经过了最初阶段的近乎痛苦的磨练以后，逐渐适应了那里的学习和生活。 我后来发现我们有些孩子在群里发他们在意大利、奥地利旅行的贴子和照片。他们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也利用假期做一些背包旅游，他们逐渐融入到欧洲的新环境里去了，并且很乐意去熟悉和寻访和当地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他们精神面貌令人非常地感动。这些孩子们背井离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以后，融入了当地社会，受到了当地同事们和领导的高度赞扬，同时他们自己的内心也变得阳光、开朗起来了，真正进入非常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状态。这就是说“万事开头难”。只有亲身经历并细心观察这个过程，才会有我这么-样深的体会。 在最初阶段，还出现过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有一天，有一位同学微信群里突然高喊“有人吗！”原来这位同学因为骑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横穿公路，被车撞伤了，德国的公路上的车速度很快，躲避不及，但幸亏伤势不算太重，德国司机问的话这位同学也听不懂，于是，她直接在微信群里呼救，这都是当时中国孩子发生的事情，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才使这个事情得到解决。 我认为，中德合作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才的事业不仅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业，同时也是一个互利双赢、促进两国人民友好的事业。目前德国的养老行业有大概十万左右的护理从业人员缺口。因此，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持续开展相当长的时间，各院校和派遣机构的同志们也可以据此设定一个未来项目实施的基本目标。同时，这个事业还有着广阔的前景，就像全国对外友协户思社副会长刚才指出的那样，去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人的总数已经达到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7%，说明中国出现了很大的养老缺口，很多养老院都是一床难求。同样，德国也有很大的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 大家知道，德国的职业教育文凭和行业准入证书的含金量非常高。同学们在德国即便是考取一个中专资质的国家认证资格考试，它的意义也很重大，等于是打开了双重的大门：一个是可以在国内的高级养老院担任管理职务，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些学生在德国接受的是双元制教育，理论和实操水平都经过了严格训练，完全能够胜任养老院的高管职责；第二是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随时可以申请在德国的养老机构就业。所以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个人来讲，无疑都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就业前景。 尽管我认为这个项目很有前途、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并建议大家，要避免头脑发热，要严格杜绝虚假的招生宣传。在座各位一定要仔细地研究中德的文化差异，认真细致、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准备工作。到目前为止，从下属的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渠道累计共派遣了赴德的中国学员接近两百名，正在各个院校参加德语培训的学员将近八百名，第一批赴德的同学已经全部考取了德国养老护理职业国家级从业证书。 目前赴德学员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一种是护理院校订单式培养，在护理学习中加入德语语言专业，毕业之后就可以参加歌德学院的考试，达到B2的水平就可以赴德；第二是在校期间了解项目，参加6-8个月德语突击培训，达到B1；第三个是面向社会招聘在职护士，脱产培训。学员的来源主要分这三个方面。我曾经和友好中心的主任张聚祥、副主任张子辉探讨过能不能考虑在我们的近邻日本也开辟护理人员的接收渠道问题，因为日本是汉字文化，中国学生学习语言的难度低一些，而德国离中国很遥远，语言培训难度也很大。但后来证明往日本派遣学员行不通，尽管日本的区位优势和语言优势很大。为什么不行呢，最大的问题是日本学校的教育要收费，而这个学费很贵，中国学生很难承担。 我们赴德的这些学生来源不一，我们也曾经考虑可否向国家申请支持中国赴国外接受包括学习护理专业在内的职业教育学生的专项经费问题。因为从目前来讲，出国所需的经费一直是困扰各方面的一个难题，所有的中德双方、包括多尔德主席、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和德方的接收单位，他们都为此付出了很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从收入和支出比来看，目前都是负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投入确实很大。想往近邻的发达国家派，派不出去，原因是学费很高。在目前国家经济处在深度调整、经济总体下行的情况下，向国家申请支持中国学生赴国外进行职业教育的经费的设想，至少在目前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 我建议今天到会的各个学校代表集思广益，多想些办法，看能否在促进学生境外就业方面争取当地的政策的扶持和资助，资金问题是赴德培训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在国家没有专项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目前的收费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个合作单位在项目运作过程中都要付出、都有成本，招生、培训、差旅、选拔、办理各种手续，聘用专业团队和工作人员等等，成本都不小。但是大家要一起想办法，尽量降低成本，尽努力减轻学员的负担。这是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资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德语的培训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同学在大学和护校学习期间就开始学习德语，怎样使德语的强化培训达到最好的语言教学效果？我希望以后能开一个专题的研究，德语是一个很难学习的语言，而且我们有很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是学的是“哑巴”德语，就是不善于开口讲德语，因此他们就比较难通过歌德学院的B1考试。 根据我本人在大学学习德语的切身体会，教师要想使语言教学实现听、说、读、写、译的有效结合，首先应当鼓励学生开口讲德语，因为德语是一种拼音文字，掌握拼音的拼写规律后，能说一般就大概能写。因此，让学生大胆地开口讲德语就非常重要。要激发学生的潜能，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探索方法。其次就是跨文化交流的心理和知识准备问题。现在我们有些学生，像四川的学生就比较受德方的欢迎，因为这些孩子们在出国之前都学会了做一两道川菜。到德国后，他们和自己的老师、管理人员、同事等接触的时候，有时会主动买点原料自己烹制一道“宫保肉丁”之类的川菜，这种做法很受德方的欢迎，很有效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形成了良好的人际沟通氛围。从这个意义上看，必要的跨文化的心理和知识的准备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把好选人关的问题。现在有的学校报名人很踊跃，不管是有语言天赋的还是没有语言天赋的，没有经过测试就进到这个班来了。结果进来以后，有的同学感到很痛苦，学到后来就发现，他没法开口，没法跟上语言培训进度。所以建议大家在挑选人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优先挑选有一定的学习语言天赋的人，做到关口前移。能达到B2的德语水平是进入德国的一个最先决的条件，只有尽快完成语言培训，才能缩短进入德国的时间。 第四就是在选拔时注意考察报名人员的心理健康情况。心理健康把关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要有盲目乐观心态，光看到现在形势有多好啊、今年派出多少，明年派出多少。派出人员中哪怕出现一个有心理障碍或有心理缺陷的人，做出一两件出格的事情，一旦德国媒体曝光，这个项目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出现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优先挑选那些有阳光心态、能够吃苦耐劳的、相对来说各方面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好的同学。报名前后的考察工作一定要争取做细、做实，尽量避免选择那些有抑郁倾向或性格太内向的人选，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好候选人的心理健康关，这样做既是对学生本人负责，也是对中德各个合作单位的同志们负责。 第五个值得注意的是学员出国前的才艺准备问题。我建议大家在培训期间要多鼓励学员们做一点才艺方面的准备。比如我说到四川的同学们出国前都学会了做一些川菜。我国的国土面积辽阔，文化渊源深厚，仅菜系就品种繁多，各地都有不同的烹饪方法，要尽量让学员们在出国前掌握几个当地拿手的一些菜式的烹饪方法，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俗话说得好：“要想赢得朋友的心，首先要征服朋友的胃”。譬如还有简单适用的中国式的老年体育或游戏，也很有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比如太极拳、五禽戏、气功和穴位按摩等等，还有葫芦丝等简单的民间器乐、泥塑、面塑、剪纸这些中国特色的简单易学的手工艺制作方法。建议大家在开展培训时注意探讨并积累相关经验。 我提出以上五个方面的体会和建议的目的，就是同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使我们每一位派出去的同学都有非常阳光的心态、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跨文化的适应能力、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并能遵守当地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同时又具备多才多艺的本领。在这里，我特别强调要重点选派那些能吃苦耐劳、对老人有爱心的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特别受德国老人和德国当地老百姓的喜爱，才能担当起“友好使者”的重任。 总之，我们要认真贯彻学习中共19大报告精神，以项目的开展来扩大同德国人民利益的交汇点，助推两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中德两国的老人谋利益。我们要多方面的归纳和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中德友谊，归根结底，它的基础是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如果以这种规模，稳健、高质量地往外派遣学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在德国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中国养老护理专业学生的这个群体，有一部分人毕业后将在德国工作或继续深造，当然还有一部分会回来，在国内担任我国养老机构和养老院管理人员的职务。他们当中的一些继续留在德国工作的同学将会成为当地的爱国华人华侨中的一员，成为中德友谊的桥梁。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一种长远的、战略的眼光去看这个项目，认真负责地做好选拔、培训和教育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善于用真诚和爱心去关心和爱护每一位学生。我也向包括多尔德主席在内的德方合作伙伴们表达了要关心爱护中国在德学生的热切愿望，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相信他们会真诚地履行这一庄严的承诺。 我本人作为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和“观察员”，非常乐意跟大家一起同行。作为一个老外交官，很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和解答迄今为止已经出现的、预计以后将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今天讲话比较长，但是都是心里话，总而言之，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行稳致远。特别感谢商务部、教育部、民政部等部委的同志们出席今天的大会并发表讲话。今天既是周末，又是重阳节，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韩光明同志是前副秘书长，我驻德国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金秋十月，在这丰收的季节，来自中德护理合作领域的两国同仁齐聚北京参加由我会主办的“中德国际护理合作高峰论坛”。我谨代表，代表李小林会长，对于各位的到访表示诚挚地欢迎，对于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 作为我国从事民间外交事业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以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工作宗旨，代表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广交深交朋友，奠定和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致力于全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目前，我会已设立46个中外地区、国别友好协会，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近500个民间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医疗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接近2.3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6。专家预测，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48亿左右，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7.2%。按照目前中国养老机构人员从业人员不到100万,特别是持证上岗的人数不足2万的现状来看，按照发达国家护理和被护理者2:1的比例计算，目前国内老年护理专业人才缺口在千万名以上，尤其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专业护理人员，更是尤为稀缺。 非常欣喜的是，在我会的老朋友，斯图加特德中友协多尔德主席的提议下，由我会友好合作服务中心作为中方实施单位与德方相关机构共同发起了中德护士护理交流计划。该项目于2013年10月28日正式在我会启动，李小林会长和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先生共同见证了项目的启动签约仪式。我了解到，经过各方的努力，项目开展4年来，先后有100多名中国护士通过该项目派往德国，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且发展前景良好。两国政府和媒体也对该项目的开展给与了高度评价。这也是我会为推动教育交流和行业交流国际化作出的具体成功实践之一。 我会将继续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理念，努力推动国际教育人才交流，为促进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更加广阔的合作平台，为中国医疗养老行业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卞  庆  祖 1985年至1989年我偕夫人韩文君去驻美使馆工作，这是第二次前往美国常驻任职。我们赶上了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蜜月期”的那段好时光，不仅经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还有幸亲历韩叙大使宴请老布什家人的高级外交活动，见证韩叙大使与老布什的特别友情。 上世纪8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也就是中美两国建交后的头十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时期，两国关系得到较大较快的发展。在政治上，两国高级领导人经常进行互访，邓小平副总理和李先念主席先后访问美国；美国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也相继来中国访问，两国不仅在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频繁，而且中美两军交往也有大的发展，军队高级领导人实现了多次互访，还有军事技术方面的一些合作，美国当年出售了黑鹰武装直升机给中国。特别是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保持了很好的发展势头。1981年两国贸易额55亿美元，1986年上升至90亿美元，到上世纪90年代初已超过200亿美元。1986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就有20多亿美元，成为外国在华投资最大国。这些都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段时间被称是中美关系中的“蜜月期”。美国学者甚至说两国是“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 韩叙大使广交朋友，与老布什友情最特别 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平稳快速发展，两国民意和社会比较友好。正是这样相对宽松的大环境，有利于中国外交人员在美国开展“广交朋友”的工作。周总理教导外交人员，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讲起外交人员在美国广交朋友，不得不说前驻美大使和前会长韩叙同志。韩大使贯彻落实周总理关于做人的工作和广交朋友的指示，身体力行，为众多外交干部带了个好头，树立了榜样。韩叙大使是驻美使馆里结识美国朋友最多的，在使馆举行包括有上千宾客参加的国庆招待会等各种外交活动中，他几乎能认出半数的友人。韩叙大使是“用心”交朋友。每次活动结束，他都会在留下朋友名片的背后做各种记录，等下次再见时不仅能叫出友人与配偶姓名，还知道有的对方特点和兴趣爱好。韩叙大使有很多笔记本，记载了他接触过的客人的详细情况。所以当他见到朋友时，可能会说“今天是你父亲的生日，这束花是送给你父亲的。”这种方法使他赢得了很多朋友。只要以他的名义请客，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很关注。有次韩大使宴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夏亨利（Henry Sailer），看了宴请菜单后说，夏亨利喜吃干炸丸子，加这道菜吧！这件事不仅使夏亨利感动万分，而且也令我受益匪浅。韩叙大使留给美国朋友深刻印象的是，他“友善，热情，真诚，勤奋，平易近人和富有魅力”。 韩叙大使在美国广交朋友，要算与老布什的友情特别，友谊深厚。他在上世纪70年代任驻美联络处副主任时就结识老布什。老布什来华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之后，与韩叙有了更多的交往。1985年韩叙出任驻美大使，和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重逢，友情更深了。1978年老布什在一次宴请时许下诺言：不管今后是否当选美国总统，他都要偕夫人出席韩叙为他们设的家宴。美国的外交习惯是，总统和副总统一般极少出席外国驻美使馆的活动，更不去参加各国大使在使馆举行的宴请。然而韩叙大使在美国任职期间，布什副总统却破例每年新年之前来中国大使官邸做客，很多其它国家驻美大使对此羡慕不已。更为特殊的是1988年11月老布什竞选总统成功后，还应韩叙大使之邀，来到大使官邸同中国朋友共庆圣诞佳节，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极为特殊破格的一例。就是在这次宴请活动的夜晚，韩叙大使赞扬了布什夫妇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对布什竞选胜利表示祝贺，希望他当选后中美关系能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健康平稳发展。老布什说在他还没有正式上任美国总统之时，就处处感受了中国的友情。表示愿尊重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保持两国“强有力的关系”。他还热忱地表示上任总统后，首先要到中国看望他敬仰的邓小平，还悄悄告诉韩叙大使这件事情美国国务院还不知道。因为美国新总统上任后，就先出访北京而不是出访盟国，显然不是惯常做法。老布什宣誓就任总统后一周正式公布了他将访华的消息。后来老布什夫妇实现了访华，会见了邓小平。 在老布什看来，韩叙大使“为推进中美关系做出了许多卓越贡献”，是“中国的杰出代表”。由于韩叙大使同老布什的深厚友情，韩叙会长在1994年逝世后，老布什夫妇在唁电中写下这样的评价：“韩叙是个好人，他能高度巧妙地处理棘手问题，与他合作是令人愉快的”。他们的唁电不是打印出来的，而是老布什本人亲笔写的。 亲历三次高级的外交活动 韩叙大使从1985年上任驻美大使后，每年圣诞节前都要举行一次宴会，与老布什夫妇以及他们的亲友欢聚。为衬托友好和节日欢乐的气氛，韩叙大使提出要使馆的外交官在餐后表演几个小节目。我爱人韩文君是女高音歌唱演员，在这场合自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大使官邸没有钢琴，我这个还会拉点手风琴的外交官，也就作为伴奏滥竽充数了。这样，我们俩人非常有幸三次参加了极其高级的外交活动，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亮点之一，终身难忘。 1986年12月23日，时任副总统的布什应韩叙大使的邀请，到中国大使官邸过圣诞节，同他一道来的有他夫人芭芭拉一行十余人。在宁静幽雅的华盛顿使馆区里，穿行着各国驻美使馆邀请的美国客人。但是，毫无疑问，在各国驻美使馆邀请的美国客人中，副总统布什能到中国使馆过圣诞节是不同寻常的。布什副总统到中国大使官邸和大家一一握手后，就站着同韩叙大使聊了很长时间才入席。宴席上的主要话题是叙旧，布什谈了很多他当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对中国的印象，对北京的印象。在那天晚上，活动的高潮之一是韩文君为美国客人的演唱。我用手风琴为她演唱伴奏，“发挥得不错”。我们还唱了中国民歌《敖包相会》，夫妇配合“默契”。布什听完后很高兴，带头鼓掌。他走时握着韩文君和我的手说，歌唱得很好，今年圣诞节过得愉快极了！这时，韩叙大使说，希望下一个圣诞节还能来中国使馆过，布什副总统当即很爽快地答应了，以后连续三年圣诞节，老布什都是应韩叙大使的邀请，到中国大使馆邸过的圣诞节。 笔者拉琴“妇唱夫随” 第二次活动是在次年元月5日。老布什邀请韩叙大使夫妇和参赞杨洁篪夫妇到他官邸作客。在邀请中，他还特意提到：“别忘了请那对会唱歌的夫妇也到我家来，我和我家人都喜欢听他们唱歌”。美国副总统官邸离我们使馆不远，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由于韩大使那天事前已安排重要活动难以更改，因此只有我们和杨洁篪夫妇驱车前往了。老布什夫妇居住在美国副总统官邸，而副总统办公地是在美国白宫西翼的西头。副总统官邸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一号楼，是一座白色外墙的两层建筑，建于1830年，1974年美国国会决定划归为副总统官邸。比起5100平方米的白宫，只有850平方米的副总统官邸要小得多。我们一行四人到了老布什家，先看到很大的大厅和壁炉。他邀我们参观了他的官邸，“你们参观参观我的住室吧”。美国副总统官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豪华，那么富丽堂皇。令人印象深刻和感受到他对中国情感的是，卧室中有一个中国古董专柜，这些古董主要是他在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收集的。那天，老布什还邀请了其他几位美国高官和美国空军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 笔者夫妇面向老布什夫妇唱 1988年12月22日，正当老布什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前夕，他又一次到中国大使官邸同中国朋友共庆圣诞佳节。与老布什夫妇一道来的有他们的小儿子马文·布什和老布什的堂妹玛丽·布什等共16人。在老布什即将就任总统之时，来宾们都显得特别轻松愉快，他本人更是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为了中美关系良好发展，为了祝贺他当选成功，大使馆的厨师们拿出了超常的手艺，准备了极其丰盛的宴席，有烤鸭、烧牛肉、炒面、鱼翅汤和汤圆。宾客们对这几道中国菜很有兴趣，边吃边聊，笑声不断。在餐后的余兴活动中，先是使馆参赞江承宗献上一首藏头诗“腊月欢聚韩家村，勃勃兴致佳酿品。卜来什年兆头好，芭氏鹤立得人心。”这首诗把芭芭拉和布什的名字都嵌入其中，让两人喜笑颜开，客人们热情鼓掌。韩文君演唱了美国圣诞节期间最流行的艺术歌曲《圣诞之夜》。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在美国家喻户晓。老布什夫妇同坐一张沙发，欣赏“妇唱夫拉琴”的时候，大厅里出现奇特的雅静。韩文君用英语演唱，声情并茂，受到欢迎。有人注意到老布什夫人芭芭拉竟被歌声中宗教色彩的情调和中国人能演唱这首圣诞歌，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随后大家还一起唱了脍炙人口的美国民歌《铃儿响叮当》和《你是我的阳光》，让宾客们非常激动。最后，韩大使夫人葛绮云还把安放好她事先在红绸上写的“龙鹰”两个大字的镜框送给了芭芭拉，在“龙鹰”旁边还有“中美友谊万古长青”的小字。芭芭拉接受礼物后热情拥抱了葛绮云，并仔细看了中文的芭芭拉三个汉字。对这场富含人情味的聚会，我们一些老同事时隔近30年坐在一起时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1988年12月22日的夜晚，在中美外交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存有记忆的夜晚。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以“腊月欢聚韩家村”为题发了一篇特写，美国和海外报纸也作了报导。 老布什夫妇和笔者夫妇 老布什、韩叙大使和笔者夫妇

     卞  庆  祖 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对华表态开始克制，对华务实一面上升。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回暖”，出现了可喜变化。两国关系几个月来虽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但仍面临挑战，有不少悬念。  一，稳定了中美关系，稳住了特朗普  1，特朗普对华态度“戏剧性”的变化   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前激烈批评中国，频频发表反华言论。在台湾和南海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问题上，对中国核心利益的表态强硬，动静闹得很大，给人以两国关系面临“黑云压城城欲催”的印象。但是他在1月20日当选后“大规模地修正”了对华态度。印度媒体甚至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2月1日特朗普之女伊万卡前去中国驻美使馆拜年表达善意，女婿库什纳同中国大使进行深度交谈。2月8日特朗普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习主席祝贺他就任总统。2月10日特朗普同习近平通电话，表示相信两国作为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新高度。3月1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首次访华，主动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这是美国高官第一次公开使用中国提出的这样表述。       随着进入白宫，特朗普逐步吸纳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表现了稳定中美关系的意愿，对中国的认识比前全面。他调低与中国摩擦的调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有所搁置和克制。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时，强调“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他4月表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不再提45%的关税。5月达赖集团提出与特朗普会见，遭到婉拒。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特朗普新政府在头几个月里，三次拒绝美国海军提出的南海“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较前相对淡化，特朗普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不重视意识形态的。半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时期。  2 ，中国展示战略定力，主动塑造特朗普建立长远中美关系 面对特朗普在美国大选期间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咄咄逼人”，中国一方面在有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原则，严正指出“一个中国”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干扰，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采取了冷静观察的态度，低调应对，不放狠话，耐心沟通，表现了战略定力，很好地把握了特朗普的个性。同时，对“毫无从政经验”总统进行知识补课，主动塑造特朗普。习近平对特朗普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却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特朗普表示完全赞同，赞扬“我们的关系不同凡响”。中方还灵活地与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力的伊万卡夫妇接触深谈。英国BBC文章说，包括“结交亲友”“适时高层交流”在内的中国对“特朗普策略初见成效”。 3，两国关系走出“低开”，比预期的要好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任后趋于稳定，似“开局良好”。中美元首会晤来两国关系“在升温”，不仅气氛良好，而且在不少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美国政府开始正面评价与中国合作的作用，建立起与北京全面沟通的机制。美国明显转向传统的外交政策，“在与中国有共同立场的课题上，与中国继续展开密切合作”。中美逐步回归到在能达成妥协的领域进行合作的现实主义路线，两国在扩大合作和管控分歧等方面都有积极表现。双方虽在不同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基调是以合作为主。反对朝鲜拥核既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又需要中国的合作。实际上，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上的协调合作是在扩大加强。在反恐和中东稳定等问题上，中国也都帮得上忙。特别突出的是，美国新政府上台不到三个月就实现了中美元首第一次会晤，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还确立了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特朗普愉快接受了访华邀请，并表示期待尽快成行。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定基调，定方向，定框架。7月8日习近平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后与特朗普会见，这是中美元首今年第二次会晤。习近平指出，自海湖庄园会晤以来，双方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特朗普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很好。美方愿同中方拓展各相关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 二，中美关系仍面临挑战，还有变数 1，特朗普特立独行，是“交易型总统” 特朗普特立独行，“重视利益交换与实际效果”，不大在乎“说变就变”，因此对华立场不时摇摆。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沃理森撰文说，“特朗普不是想法驱动而是交易驱动。你无法通过之前工作来预测他今后的政策。” 他行事方式是交易谈判，被称是“交易型总统”。例如，他表示如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美国就会在贸易问题上减少对中国压力。他说为鼓励中国在阻止朝鲜发展核导上“帮助美国”，“美国在贸易协议上吃点亏是值得的”。当下，特朗普对华战略不清晰，仍在变化之中。特朗普现处在“轻率表态-补充观点-重新表态-可能再轻率表态-再度补充认知”的螺旋式循环之中。如顶不住美国保守强硬派和美军的压力，他就有可能在对华态度上发生变化。美国希望中国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承包”和“多扛些”，这是期望过高。如果朝鲜问题的发展达不到美国的期望，特朗普在涉及台湾和南海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可能对华示强“报复”，反倒损害两国关系。特朗普个人性格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因素。 2，美国政府执政团队问题多多 特朗普执政半年来并不顺利。不仅共和党与民主党势不两立，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也有裂痕。美国主流舆论与他对立，情报部门与他过不去，政界和学界与其关系也很僵硬。有学者称特朗普是“三无总统”：无团队，无政策框架，无战略共识。美国新政府大批重要高级岗位空缺，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新政府需要任命的4100个官员（其中1200个需要国会确认）无法全部到位。美国政府内部在不少问题上缺乏共识，大的战略政策尚不明朗。美国防长马蒂斯在今年香格里拉会上演讲时，仍没有明确阐明全面完整的美国亚太政策和战略。美国对华政策也没有定型。有的美国主流媒体和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只是“权宜之计”。甚至批评说美国“单方面作出诸多让步”，而“让中国过去半年收获颇丰”。目前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异常激烈。如美国“乱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它对美国内政外交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美国未来政策的走向。另外，虽然特朗普的女儿女婿库什纳夫妇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他们“不规范”的参与可能引起国务院和国防部等政府部门的不满，从而造成内部分歧和矛盾，使中美关系变得不稳定。 3，几个可能有冲突的问题 朝鲜核问题可能会是中美关系新的摩擦点。美国把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与朝核问题联系“挂钩”，指望把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并把它当成用“一中原则”做交易的筹码之一。美国声称“必要时会使用军事力量”，而中国反对对朝动武。无论美国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还是美国对朝军事打击，都会给中国带来严重挑战和安全威胁。 两国经贸摩擦难平息。美国政府内部的保护主义派和温和派分裂严重。美国对中国防范心理强烈，中美贸易谈判十分艰难，关键是不能升级为贸易战。中美之间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可能在短期内抹平。 南海分歧矛盾犹存。南海问题在“平静”了几个月后，美国战略轰炸机和侦察机再三到南海挑衅。继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闯南海，7月2日美军《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西沙群岛领海。美军高官还表示，美军要在南海进行更多巡航，将年均700天增到900天。 台湾问题仍是美国的“牌”。美国虽表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大力提高美台关系和与台军人交往的级别。美国参议院煽动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特朗普政府6月30日宣布了首宗对台14.2亿美元的军售。特朗普手中对华的“牌”减少和失效时，其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态度和政策会有变数。 总的看来，中美关系“仍是总体稳定”，中美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在不少重大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上都开展合作。虽然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但是中美关系会保持平稳发展的势头，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的基调和方向也不会改变。当然应该看到，由于特朗普整个任期对华政策路线不能说已经确定，近来美国又有一些对华不友好行动，两国关系受到“消极因素”影响，因此我们要谨慎冷静地“看”，清醒评估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还要有应对曲折起伏的思想和准备，未雨绸缪。      2017年7月10日   作者为外交部主管的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全国对外友协前秘书长

卞  庆  祖 近几年来的中美关系有较大变化，双方分歧从国内问题向地缘政治演变，两国全方位竞争加剧。特朗普新政府的中美关系虽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仍可能会保持在斗争中合作的大方向。 一，中美之间不断发生碰撞，成为“主要竞争对手” 1，  两国关系大起大落，但高层会唔发挥“稳定”作用 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虽已形成但不稳定，两国关系有如“过山车”，“冷暖”转换，上下摇摆。中美关系的“锺摆”向负面摆动的频率明显加快，其程度超出以往，趋势好像下滑。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曾有过短暂的“密月期”，但美国很快“大变脸”，用公开批评代替了软性外交。美国不顾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中国南海主权，施压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却把中国正常的诉求简单概括为“傲慢”，甚至认为“咄咄逼人”，使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干扰。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中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争发展，两国互疑加深，矛盾冲突不断，相互指责时起，中美关系几经起伏。所幸的是，每年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强调双方要以合作为主而非对抗，促使两国缓和气氛。更重要的是，在多年来的中美最高层会唔后，两国关系都即刻趋于稳定，气氛改善。这似乎成为新规律，新趋势。特别是人们看到“习奥会”后，往往除达成广泛共识，还在存有尖锐争议的问题上都取得进展，向外界释放出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2016年“习奥会”又一次确定在合作中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并取得了35项共识和成果。中美高层会唔已成向两国关系提供缓和气氛的重要动力。它不仅对两国关系发挥“减压”和“止损”作用，而且推动中国新朝积极健康方向发展。 2，两种秩序观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3T”(贸易Trade、台湾Taiwan、西藏 Tibet)长期来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领域”。 随着中美两国实力日益接近，双方关系的重心也从一些具体问题向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转移。现今，中美关系从原有的矛盾向地缘战略和国际秩序观之争演变。中美没有对亚太体系的秩序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是两国关系中最深层次的分歧。美国希望未来世界秩序仍由其主导确立。不希望国际秩序的话语权被中国所掌握，更不希望有一个大国于之分庭抗礼。在美国眼中，新兴大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中国则强调各国内部事情由各国自己解决，国际社会共同事情由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解决。中国外交态势已由反应型转为主动营造型。为此，中国提出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念。两种秩序观已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美关于“亚洲地区秩序的观念互不相让”。美国与中国围绕亚洲秩序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体现在经济规的制定则上，双方极力捍卫对自身有利的“游戏规则”，推动打造对自身有利的新制度。美国谋求下一轮竞争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奥巴马説过，“我们一定要让美国来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否则中国就要去制定”。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创议 以及创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机构，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制度。中美围绕亚太地区的经贸主导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香港《南华早报》文章认为，世界头号和第二大经济体正为制定贸易规则展开角力，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两国为此展开“全球规范权”的较量。 3，中美两国战略博弈加剧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书中説，“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成了唯一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心腹之患”。 美国自2000年连年出台“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越来越恐惧和担忧，感到中国威胁也越来越大。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10次提到中国，认为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首先是中国。2014年底开始的美国关于中国的的大辩论，多数人主张要加强对华防范和遏制力度，重点是“抗衡中国力量的崛起”。美国学术界弥漫着一股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情绪。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学界大佬布热津斯基，过去一向反对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中美对抗冲突难以避免”的观点，而现在开始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修昔底得陷阱”的危险。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説，“美国需要一个敌国，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 美国的一些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如今中美双方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日益加深。双方精英讨论的重心已从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论”，转向“威慑论”。在中美关系中“竞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且不断扩大，合作的一面却被逐渐大幅度压缩。 有国内学者撰文称，中美关系规律开始变化。由于中美力量对比、彼此战略态势、双方战略基础和战略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的性质正从量变累积到“部分质变”，英国剑桥大学学者马丁﹒雅克直截了当説，中美关系的“实质发生了变化”。眼下，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中美两国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联系紧密，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是敌对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中美战略竞争因素不时主导了两国关系的气氛。美国军事布局从思想观念、部署、技术研发等领域正准备对华的潜在冲突。新冷战几乎成了美国政界学界重要人物的口头禅。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中美的战略对立还将进一步加剧。它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过程。 二，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的“坎坷期” 1，特朗普政府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变数” 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以来，除奥巴马外，美国历届总统新上任时都对中国强硬。他们竞选时打“中国牌”， 上任后采取强硬对华态度，而在一两年后则转趋务实政策。这一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学习曲线”。这一“学习曲线”是否会在美国新政府时再现，是人们需要关注的悬念。一般认为，美国新总统会在对华政策上进行调整和修改。特朗普总统是政治“局外人”，不按常理出牌。他重视交易，以经商方式“经营美国”。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虽没有完全成形，但美国新政府傲慢地在“一中”和南海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特朗普称“ 一切都在谈判之列，包括一个中国”，“美国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説什么南海“这些岛屿在‘国际水域’而非属于中国”，这些都表明美国把台湾和南海问题当作”谈判筹码，想压中国在贸易、投资和经济等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把中国作为重点关注的对手，比希拉里对华“更不友好”，还会给中国出难题。特朗普团队尤其安全团中有不少鹰派人物，发表过对华强硬言论。美国新总统易受他们强势保守的影响。由此看来，中美关系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新变数。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 思想下，特朗普反全球化的立场和优先考虑美国经贸利益，可能冲击两国经贸关系，致使经贸摩擦加剧。他宣称要增强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实施扩军计划，将加剧中美地缘政治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新政府可能淡化“亚太再平衡”的痕迹或弃用其名称，但会加大军事上重返力度，继续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可以肯定，美国不会撤出亚太地区，美国战略重点转移亚太地区不会改变，中美博弈也不可能调和。另一方面，特朗普意识形态色彩不重，中美两国在人权等问题的矛盾可能会有所缓和。总之，特朗普政府已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变数”。为此，我们要冷静观察，充分准备应对中美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张。 2，两国关系仍有可能会 “合作”与“竞争”并存 中美关系的好坏不完全决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向，更多取决于两国的实力变化和在全球战略大格局中不断变化的对应关系。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可能将经历一段震荡期，或者如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处在深度不确定的时刻”。由于特朗对华态度强硬，美国同中国会进行从经济到军事的全方位的竞争。中美在经贸和安全两条战线上的博弈将加剧。有美国学者撰文认为，中美关系可能的三个走向，一是“碰撞走向”，两国合作基础被破坏；二是美国不再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中国有“意外收获”；三是美国新政府与奥巴马政策大同小异。其实，第三可能的走向就是，双方在相互试探底线和较量后，再次进入“合作”与“竞争”的常态。因为中美两国是“中美复合体”（China-America  complex），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既有核心利益的冲突，也有共同利益的聚集。中美两国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既有接触、交往、对话和合作，又有矛盾、分歧、斗争和对抗。中美关系中的两种趋势：地缘战略对抗的因素上升；两国在双边和全球层面的合作需求也在上升。特朗普承担不起与中国关系严重恶化的风险。虽然想人为制造“不确定”，以从中渔利，但他要把美国利益最大化和重振美国经济作为其施政核心要务，离不开同中国的合作。他要美国“再次伟大”，没有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也是很难实现的。看来，特朗普将会维持美国历届总统对华的“接触”与“遏制”两手策略。中美关系也可能经过一段“磨合期”，先抑后扬。中美关系将更加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按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国务卿助理坎贝尔的説法，中美关系将是“更加难以应付”。 3，中美关系还在转型之中 中美关系30多年来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基本规律是“起伏不定，螺旋上升”。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处于非常微妙的转变期。两国战略互动态势发生重要演变，一个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在“变化中求平衡，在不断讨价还价中维持动态的平衡”。 中美在斗争中合作的大框架变不了。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以及“斗而不破”状态还会延长。“紧张、摩擦、调整和缓和”始终伴随中美关系的发展。展望未来，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大，可以通过合作塑造，也可通过斗争塑造。中美关系虽时有起伏，但恢复力强。两军关系也变得更有韧性，在危机管控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例如，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进行激烈对抗，但美国军舰还是访问中国，中国舰艇仍然参加美国组织的环太平洋军演。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习特”通话表明中美双方都重视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表示，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希望中美关系平稳过渡。香港媒体认为，特朗普重燃美国梦和中国梦可以平行不悖，相互扶持。中美关系呈现出重要性和复杂性都上升的双重特点。中美两国虽是战略对手，但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现实敌人。尽管中美之间对抗和矛盾难以避免，但这些不会导致直接战争。两国都力避进入新冷战。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在态度上要积极看待，战略上发展合作，尽量把合作面搞大，战术上控制危机，保持战略定力和继续高层定期对话，推进矛盾和危机的控制。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2月3日

卞  庆  祖 内容提要：奥巴马政府8年的对华政策，由一个“接触”与“遏制”两手相对平衡，逐步发展到对华强硬和更倾向“遏制”的演变过程。中美关系的特点与前相比有较大变化，双方分歧从国内问题向地缘政治演变，两国全方位竞争加剧。中美关系的变化是由包括美国霸权心态和领导人个人意向在内的多重因素造成的。特朗普新政府的中美关系虽将面临新的不确定，但仍会保持在斗争中合作的大方向。 关键词：强硬，竞争，焦虑，不确定，合作，复杂 一，   奥巴马政府对华防范心重，比前任更强硬 1，奥巴马政府初期，继承上届政府的“两面下注”对华政策 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从当初倾向对华态度强硬很快采取务实立场，重视中国地位和作用。因此中美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空前未有。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更加紧密。虽然布什政府兼容“接触”与“遏制”两方面的要素，并对华持续防范，但是中美相互依存已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结构。布什政府的两国关系是中美建交以来的最稳定的时期。 奥巴马政府初期奉行布什政府的对华“接触”又“遏制”的两手策略，明显表现出了与上届政府的“连续性”。 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和与中国发展更广泛合作，突出两国关系中的“合作面”。 前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呼吁两国合作，表示要与中国“同舟共济”。美国在强调积极发展与中国建设性关系的同时，不忘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表现为两个面孔和两种行为。（1）中美关系呈现出扩大的合作交流和对华持续猜疑防范的双重形势，两国既有强大的合作愿望又有不断的矛盾冲突。两国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或两者同时并存。（2） 2，奥巴马政府初中期对华强硬，“接触”虽广但“遏制”深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中美两国便成了国际政治上典型的“老大”和“老二”的关系。美国对华的基本定位是，在政治上中国属于异类国家和对手；经济上是发展伙伴加竞争对手；在军事上属于潜在敌人。全球媒体各种关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议论，深深刺激了美利坚民族的神经。这时中美两国的竞争被视作超越了经济和军事的层面，成为全方位的综合性博弈。因此，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把军事和外交布局慢慢转向中国，扩大对华防范的领域和范围。特别是2009年提出“重返亚洲”后，在中国周边调兵遣将，对中国构成了日趋增大的安全压力。虽然习近平主席2012年访问美国时提出，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也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是美国仍加强对华抑制和对冲的力度，强化对华“遏制”和“竞争”，主要表现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态度的变化。美国直接干预南海问题，从“局外者”变成“当事人”，完全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奥巴马亲自出面挑拔南海纠纷，“搅浑”南海局势。美国实施“恫吓战略”,(3)试图“要把中国压下去”。就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和中菲关系恢复之时，美国军舰还来西沙挑衅，不希望南海形势平静下来。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分歧，成为两国博弈的焦点。南海问题表面上是中国与其它东南亚声索国的冲突，而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的对抗。（4） 另一方面，奥巴马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美国以更现实姿态，深化对华合作和交往，发展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和大幅度增加对华贸易和投资。并加强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与中国的高频率互动。美国不断增强中美合作，从原先的反控、核不扩散等问题扩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权益等领域。特别是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还达成了《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双方通过共同努力把难点变成亮点。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超过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全年人员来往超过400万人次。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保持了频繁接触。还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多个稳定的对话磋商机制。中美虽都视对方为最大战略对手，但两国关系已“大到不能倒”。 中美关系呈现“合作内容更多，竞争态势更强”。 3，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向“遏制”的一面倾斜 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对华政策虽保持防范加接触的政策，但防范因素在增加。美国对华的两手政策开始向“遏制”倾斜，强调中国是切实的战略竞争者。（5）美国两党精英形成共识，把中国当成美国的头号潜在战略对手。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在其回忆中录披露，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等在内的奥巴马政府高层，对遏制中国高度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日益崛起的对美国有最大军事威胁的国家。奥巴马政府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投入，有意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权争端来制衡中国。美国从南海到东北亚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建设，尽快完成新一伦亚太战略布局，压制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围堵”中国，对中国构成了严峻挑战。中美竞争和对抗在上升，两国战略竞争“已成为新常态”。 以军方为代表的保守派强势突起，发出强硬和挑衅性言论，説“硬话”“狠话”，极力找中国茬，宣扬“中国威胁论”，甚至称将长期对抗中国。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罕见连续发表激烈言论，对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6）在一次演説中22次指名道姓説中国，不惜把中美关系比照成当年美苏“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妄称，中国“正寻求成为东亚霸主”。与此同时，美军对华军事行动指向性越来越明显。美国在亚太部署最先进的F-22和F-35隐形战斗机、P-8A海神海上巡逻机、B-2轰炸机以及美最新水面作战舰艇等。计划把60%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各类威慑挑衅行动逾加频繁，军机在南海的抵近侦察从2009年约260余架次，增加到2014年超过1200架次。美军舰今年已三次进入中国南海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的宣示，10月21日美军舰又擅自进入西沙海域活动，向中国挑衅发出危险的信号。美决定在韩部署针对中俄的萨得反导系统，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直接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对华“遏制”政策军事色彩越加突出。这些显示了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步步紧逼，美国对华强硬的一面越来越明晰的凸显出来。美国的中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格林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态度比布什政府强硬。 二，中美在8年中不断发生碰撞，战略竞争成“新常态” 1，  两国关系大起大落，但高层会唔发挥“稳定”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虽已形成但不稳定，两国关系有如“过山车”， “冷暖”转换，上下摇摆。中美关系的“锺摆”向负面摆动的频率明显加快，其程度超出以往，（7）趋势好像下滑。在奥巴马政府第一年，中美关系曾有过短暂的“密月期”。美国在第二年突然“大变脸”，用公开批评代替了软性外交。美国不顾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中国南海主权，施压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却把中国正常的诉求简单概括为“傲慢”，甚至认为“咄咄逼人”，使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干扰。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中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争发展，两国互疑加深，矛盾冲突不断，相互指责时起，中美关系几经起伏。所幸的是，每年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强调双方要以合作为主而非对抗，促使两国缓和气氛。例如，2014年中美之间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分歧一度使得中美关系陡转直下。但从当年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起点，双方致力于管控分歧，改善了双边关系的气氛。更重要的是，在多年来的中美最高层会唔后，两国关系都即刻趋于稳定，气氛改善。这似乎成为新规律，新趋势。特别是人们看到“习奥会”后，往往除达成广泛共识，还在存有尖锐争议的问题上都取得进展，向外界释放出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今年“习奥会”又一次确定在合作中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并取得了35项共识和成果。中美高层会唔已成向两国关系提供缓和气氛的重要动力。它不仅对两国关系发挥“减压”和“止损”作用，而且推动中国新朝积极健康方向发展。 2，中美关系的“问题领域”增多，两种秩序观成核心问题 “3T”(贸易Trade、台湾Taiwan、西藏 Tibet)长期来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领域”。 随着中美两国实力日益接近，双方关系的重心也从一些具体问题向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转移。现今，中美关系从原有的矛盾向地缘战略和国际秩序观之争演变。中美没有对亚太体系的秩序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是两国关系中最深层次的分歧。美国希望未来世界秩序仍由其主导确立。不希望国际秩序的话语权被中国所掌握，更不希望有一个大国于之分庭抗礼。在美国眼中，新兴大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8）中国则强调各国内部事情由各国自己解决，国际社会共同事情由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解决。中国外交态势已由反应型转为主动营造型。为此，中国提出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念。中国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发展，也希望施加自已的影响，在规则制定上秩序塑造上发挥自已的作用。两种秩序观已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美关于“亚洲地区秩序的观念互不相让”。美国与中国围绕亚洲秩序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9）。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体现在经济规的制定则上，双方极力捍卫对自身有利的“游戏规则”，推动打造对自身有利的新制度。美国谋求下一轮竞争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奥巴马説过，“我们一定要让美国来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否则中国就要去制定”。中美围绕亚太地区的经贸主导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亚投行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都成了中美关系的新焦点。美国强力推进TPP，抢先制定“下一代”贸易规则。TPP的一位美国官员説，“TPP是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中国积极推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和“区域全面积极伙伴关系协定”（RCEP），被视为美国主导TPP 的竞争对手。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创议 以及创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机构，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制度。香港《南华早报》文章认为，世界头号和第二大经济体正为制定贸易规则展开角力，这是一场权力斗争。（10）两国为此展开“全球规范权”的较量。（11） 3，中美成为“主要竞争对手”，两国战略博弈加剧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书中説，“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成了唯一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其它都“不足为患”。 美国自2000年连年出台“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越来越恐惧和担忧，感到中国威胁也越来越大。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10次提到中国，认为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首先是中国。2014年底开始的美国关于中国的的大辩论，多数人主张要加强对华防范和遏制力度，重点是“抗衡中国力量的崛起”。美国学术界弥漫着一股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情绪。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学界大佬布热津斯基，过去一向反对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中美对抗冲突难以避免”的观点，而现在开始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修昔底得陷阱”的危险。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説，“美国需要一个敌国，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美国的一些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如今中美双方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日益加深。双方精英讨论重心已从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论”经过一个彼此防范的阶段，转向“威慑论”。两国关系“正处在日趋不利的战略漂移状态”。在中美关系中“竞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且不断扩大，合作的一面却被逐渐大幅度压缩。（12） 有国内学者撰文称，中美关系规律开始变化。由于中美力量对比、彼此战略态势、双方战略基础和战略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的性质正从量变累积到“部分质变”，（13）英国剑桥大学学者马丁﹒雅克直截了当説，中美关系的“实质发生了变化”。 眼下，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澳大利亚《东亚论坛》文章説，中国是美国事实上的战略对手及其全球霸权的潜在挑战者。有的美国媒体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似没有得到管控且对抗逐渐转向冲突发展”“对抗正逐步向冲突演变”。（14）中美两国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联系紧密，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是敌对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15）中美战略竞争因素不时主导了两国关系的气氛。美国军事布局从思想观念、部署、技术研发等领域正准备对华的潜在冲突。新冷战几乎成了美国政界学界重要人物的口头禅。现在中美关系颇有冷战的气氛和气息，（16）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中美的战略对立还将进一步加剧。它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过程。（17） 三，奥巴马政府对华持续走强的动因 1，美国当惯世界老大，霸权和冷战思维难改 美国人一向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都认可美国政治制度优于世界其它国家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习惯当世界老大，奥巴马不仅多次公开宣称美国只能当“世界第一”，説未来一百年美国还将继续做世界“老大”，而且他每一次出访都摆足了“世界领袖的派头”。 美国保持世界经济第一约150年，主导亚太事务70年。美国充党“世界警察”和维护全球老大地位的霸权心态，始终未变，霸权心态难改。美国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仍深信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在对外关系上唯我独尊和利益至上。美国对中国崛起和快速发展很不适应，尤其是对中共18大以来进取态势的焦虑，前所未有，相当纠结。在美国眼里，中国外交似乎已放弃“韬光养晦”，而只追求“有所作为”。 中国崛起是动了他们的奶酪，必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崛起“引发华盛顿担忧”， 美国霸权心态决定其难以容忍和接受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发展构成了重大障碍。 2，中美战略互疑加剧，美国心态失衡、焦虑和恐惧 对于中美各自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外交传统，双方有着很大的认知差距。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乏，奥巴马政府怀疑中国正在塑造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秩序，要把美国逐出亚太地区，继而排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由于战略误判，美国可能在亚太地区再犯战略错误，将日菲越等请美国插手南海事务理解为亚太各国欢迎美国遏制中国，最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同中国“耗上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西方世界的实力相对衰落之时，美国猛然发现中国成长得让他们不认识了。美国没想到中国会发展那么快，没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没有出现美国所设想的情况，更没有想到中国军力发展迅猛，以至有的领域让美国生畏了。中国是有史以来国家实力最接近美国，且令美国无力拉开距离的崛起大国。近年来中国强劲发展势头令美国精英震动，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之迅猛令美国社会不安，给美国带来持久的危机感。因此美国变得越发不自信，心态失衡焦虑，对华态度敏感，对华消极面非常突出。近年来美国关于“中美战争”的研究和预测不少，充分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崛起，尤其是军事力量增强的焦虑。 3，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出笼 随着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美国战略家和决策者早已考虑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问题。奥巴马自称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美国要在亚太地区扮演领导角色。他上任不久，就推行主要针对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09年7月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宣布美国“重返亚洲”，后国务院改称为“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2010年11月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府强调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遏制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大国家的崛起，阻碍中国的复兴进程。在外交上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孤立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经济上通过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新秩序。在安全上强化一系列军事部署，构建对中国的军事围堵。不仅如此，美国海军第三舰队10月派军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也投入到亚太再平衡”，增强美军在亚太的战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是冲着中国来的，是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也是很大程度上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对抗中国。它对中国压力最系统，也给中国造成最多外交损害。 4，美国强硬派得势，军方与白宫存有矛盾分歧 美国总一些人从最坏角度猜疑中国，把中国塑造成假想敌。奥巴马上任后，美国保守势力不断攻击美国对华“过于软弱”。随着2014年底以来的美国舆论要求调整对华政策的呼声上升，美国保守强硬派开始赢得更多关注而得势。他们不断制造舆论，试图将美国对华政策逼上“鹰派”轨道，绑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军方一直是“萨德”部署韩国的主要推手， “萨德”入韩决定就是强硬派在决策中占主导的结果。奥巴马政府不一定能管得住美国强硬派，美国白宫好像难以掌控局面。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称，美国军队看来“不太服从”自已的总司令。奥巴马任用的四位国防部长，前三位一退下来就批判政府和奥巴马。美国政府外交挑战之一，是如何遏制华盛顿内部日益主张与中国对抗的压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在涉华问题上的调子则相对较缓和，曾要求五角大楼公开谈论中国时，不能使用“大国竞争”字眼。（18）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頼斯在全球核安全峰会前要求哈里斯和其它军方人士在南海问题上“闭嘴”。 就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哈里斯还坚持“重返亚太”，发表强硬言论，给特朗普“下马威”。种种迹象显示，白宫与军方在如何应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19） 5，奥巴马对华态度令人感到“不善” 奥巴马总统在8年任期中，一再声称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他对华的不少做法，却让其“诚意”大打折扣。奥巴马深受美国精英传统政治思维和冷战时期经验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人权等方面，从内心深处对华反感。他基本上无视中国抗议，见达頼4次，是最近10年中西方国家领导人见达頼最多的。在奥巴马政府的头两年，美国对台军售就多达120多亿美元，数量和总额都超过小布什政府时期。在美对华高技术转让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是最严厉的，连环保和节能技术都卡得很死。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几乎采取不容分说地“显示肌肉”，显得霸道。奥巴马在任期最后一年非但没有对华示好为卸任后延续影响力，反而加大落实“亚太再平衡”遏制中国的政策。防长卡特在9月底高调宣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已进入第三阶段，还将进一步扩大实施。总之，奥巴马政府一点不比前任对华软弱，而是更加强硬。他对华态度令人感到“不善”，使中美关系实际出了“暗伤”。 四，中美关系虽将有不确定性，但仍会“合作”与“竞争”并存 1，特朗普政府的中美关系可能面临多方面的变数 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以来，除奥巴马外，美国历届总统新上任时都对中国强硬。他们竞选时打“中国牌”， 上任后采取强硬对华态度，而在一两年后则转趋务实政策。这一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学习曲线”。这一“学习曲线”是否会在明年美国新政府时再现，是人们需要关注的悬念。一般认为，美国新总统会在对华政策上进行调整或修改。特朗普总统是政治“局外人”，不按常理出牌，现对其政策主张很难预判。据统计，美国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后转化为政策的，在70%到80%之间。特朗普承诺的兑现率可能会更底。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是由国家机器的惯性、执政团队和总统的价值观、理念和风格等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虽没有成形，但其执政团队基本确定。特朗普本人已经傲慢地在“一中”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把其当筹码与中国在经贸利益上谈判。他还会给中国出难题。特朗普团队尤其安全团中有不少鹰派人物，强势保守，有的发表过对华强硬言论。新总统易受他们的影响。由此看来，中美关系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新变数。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 思想下，特朗普反全球化的立场和优先考虑美国经贸利益，可能冲击两国经贸关系，致使经贸摩擦加剧。他宣称要增强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实施扩军计划。如果在美俄关系改善的情况下，则可能加剧中美地缘政治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新政府可能淡化“亚太再平衡”的痕迹，但会加大军事上重返力度，继续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可以肯定，美国不会撤出亚太地区，美国战略重点转移亚太不会改变，中美博弈也不可能调和。另一方面，特朗普意识形态色彩不重，中美两国在人权等问题的矛盾可能会有所缓和。总之，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大，可以通过合作塑造，也可通过斗争塑造。美国已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变数” 。（20）当然，我们要冷静观察，充分准备应对中美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张，应更多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 2，两国关系将会更加错综复杂 中美两国是“中美复合体”（China-America  complex），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既有核心利益的冲突，也有共同利益的聚集。中美两国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既有接触、交往、对话和合作，又有矛盾、分歧、斗争和对抗。中美关系中的两种趋势：地缘战略对抗的因素上升；两国在双边和全球层面的合作需求也在上升，这两种趋势是同步的。中美关系的消极和积极的力量都在增长。正面力量在上升，负面因素也在增长，短期内负面力量大，长期看正面力量大。中美关系的好坏不完全决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向，更多取决于两国的实力变化和在全球战略大格局中不断变化的对应关系。特朗普承担不起与中国关系严重恶化的风险。因为他要把美国利益最大化和重振美国经济作为其施政核心要务，离不开同中国的合作。他想要美国“再次伟大”，没有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也是很难实现的。特朗普政府将会维持美国历届总统对华的“合作”与“遏制”两手策略。在他上台后，中美关系会经历一段震荡期，或者如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处在深度不确定的时刻”，双方在相互试探底线和较量后，可能会再次进入“合作”与“竞争”的常态。因此。中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生态格局。充满不确定性。要説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莫过于中美关系。这两个大国的关系的确超越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里的想象。按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国务卿助理坎贝尔的説法，中美关系将是“更加难以应付”。 3，中美关系仍处在调整和转型之中 中美关系30多年来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基本规律是“起伏不定，螺旋上升”。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处于非常微妙的转变期。两国战略互动态势发生重要演变，一个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之中。（21）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是在“变化中求平衡，在不断讨价还价中维持动态的平衡”。 中美在斗争中合作的大框架变不了。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以及“斗而不破”状态还会延长。（22）“紧张、摩擦、调整和缓和”始终伴随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虽时有起伏，但恢复力强。两军关系也变得更有韧性，在危机管控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例如，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进行激烈对抗，但美国军舰还是访问中国，中国舰艇仍然参加美国组织的环太平洋军演。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习特”通话表明中美双方都重视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表示，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希望中美关系平稳过渡。香港媒体认为，特朗普重燃美国梦和中国梦可以平行不悖，相互扶持。中美关系呈现出重要性和复杂性都上升的双重特点。中美两国虽是战略对手，但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现实敌人。尽管中美之间对抗和矛盾难以避免，但这些不会导致直接战争。两国都力避进入新冷战。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在态度上要积极看待，战略上发展合作，尽量把合作面搞大，战术上控制危机，保持高层定期对话，推进矛盾和危机的控制。当然，随着美国新总统上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会面临新考验，对其构建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要有充分准备。我们要有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超越分歧，凝聚共识，重新确立中美关系新框架。 注： 1，12，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03-13，2015-7-1 2，     美国《时代》周刊，2010-3-15 3，     美国《凯托学会网站》2016-6-16 4，        美国《彭博社》2016-6-2， 5，14，    美国《国家利益》2016-5-26，2016-10-26 6，     日本《读卖新闻》2016-5-30 7，10，21，《国际网》2016-1-13，2016-7-29，2016-11-1 8，        香港《凤凰国际智库》2016-7-7 9，        日本《经济新闻》2015-9-9 11         新加坡《海峡时报》2015-7-15 13         《中美聚焦》2016-10-9 15，       香港《凤凰网》2015-2-27 16，       英国《路透社》中文网2016-6-22 17，      《中国青年报》2016-7-16 18，       美国《海军时报》2016-9-26 19，22，  《环球时报》2016-9-28，2016-8-29 20，       英国《金融时报》2016-12-1 （作者系外交部主管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2016年12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