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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东盟青少年文化交流节外方成员集体感谢信
【按:2013年8月1日至6日,由、中国东盟协会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国东盟青少年文化交流节在京举行。来自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东盟10国以及中国大陆20个省市和台湾地区共约250名青少年代表参加。各国代表通过参观、体验、学习和联合演出等活动,彼此建立友谊,加深了解。日前,10名东盟国家青少代表联名致信我会,表达对此次交流节活动的感想,并向组织方致谢。】 : 您好!我们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10名代表,平均年龄18岁,大部分人还在上高中。在这个充满希望的2014年初,我们很高兴与您分享一份漂洋过海的友谊。 在2013年8月的第一周,东盟十国均派出10人左右的青少年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承办的“第一届中国东盟青少年文化交流节”。我们代表有幸参加交流节的东盟青少年,对此次珍贵而有意义的历史盛会表示感谢。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接触并体验到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文化与奇迹。我们对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武炯先生、司仪徐璟女士以及每个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辅导员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尽管母语不同,但他们像朋友一样对待我们,使我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并不感到孤单。 事实上,我们感到最为宝贵的经历是结识众多新朋友。这种友谊历久弥新。我们来自十个不同的东盟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习俗和教育体制。因此,相互了解,分享共性,理解差异,直到彼此接受并成为朋友的过程对我们而言是新鲜的尝试。 五个月过去了,2014年的大幕已经拉开。回想这次活动,我们曾认为大家回国后,继续过着原有的生活,相互之间的联系会逐渐消失。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通过互联网继续发展着友谊!这可能因为有缘千里来相会。虽然未来尚不可知,但我们仍相信那一定是美好的! 另外,我们在“脸书”社交网络建立了群,里面有100多位成员。我们一些人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队伍,叫做“东盟青年峰会”,通过讨论和对话来巩固友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直努力开拓国际视野,为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重聚! 这个单纯的梦想正是我们做出上述努力的原因。我们还在酝酿一些计划,比如一起背包去世界旅行,在华丽的国际舞台上相见。我们真心希望有一天愿望能够得以实现。 最后,我们对于提到过的各个组织再次表示感谢,当然还要包括联合国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正是你们让世界共享友谊,增进感情,创造着更多的机会。非常感谢!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Soon Jian Jun,   文莱                                                                     Nguon Sony,    柬埔寨                                                               Aulia Pratiwi,   印尼                                                                       Khamla Sabpaso,   老挝                                                                      Lee Set Jin,    马来西亚                                                                   Myat Min Hein,   缅甸                                                                     Mau Romero,   菲律宾                                                                           Zhang Zheng Lin,  新加坡                                                                           Wannawat Em-ong,  泰国                                                                      Nguyn Hà Chi,   越南    原文地址:http://en.cpaffc.org.cn/content/details4-23038.html
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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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1314,请释放你的想象力
亚非部  熊亮 国际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总超出人们的想象,越是想不到的事情越能造成重大、深远的影响,比如冷战的突然终结,“9?11”的突如其来。同理,在看待中东地区发生的事情时,必须完全发挥和释放你的想象力。在2014年即将到来之际,回看2013年的中东地区,我们可能会面临想象力不足的困惑。 首先,2013年的中东,我们看到了阿拉伯势力的下降与非阿拉伯元素的上升的趋势。 在埃及,我们看到最直接的画面是第一位民选总统被废黜,穆兄会数百名成员被逮捕,穆兄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国民经济高度依赖海湾国家援助。 在沙特,路透社援引美国知名能源顾问公司PIRA数据的报道显示,美国已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这一事件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沙特拒绝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以伊核问题日内瓦协议为标志的美伊关系缓和等就是很好的说明。 在卡塔尔,随着前任埃米尔哈米德的退位,该国一度高调到让人不可思议的立场趋于软化。有专家将这一事件解读为因穆尔西被罢黜,穆兄会在埃及失势,进而引发卡塔尔向沙特作出的退让。 以上的情景呈现出的是目前阿拉伯世界几个重要国家所显露出的颓势,这其中埃及和沙特面临的制度性问题尤为严重,可谓前路艰险,而这两个国家正是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和财政基础。 临近2013年末,在中东的三支非阿拉伯力量却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变化。 在伊朗, 2013年最令世人瞩目的国家之一。日内瓦协议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都是历史性的成功,两国在经过30多年的对抗后终于可以实现最高级别的外交谈判,将复杂的争议引向可以接受的结果,以便在一年内达成长期解决方案,这件事情具有重大意义。至于将于明年1月召开的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无论伊朗与会与否,其在地区的影响力都将在不同层面得到体现。 在土耳其,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经受了外交政策和国内问题的双重考验,正变得更加务实和低调,继续集中力量埋头搞发展,马尔马拉海底隧道的开通着实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条全长13.6公里贯通欧亚大陆隧道,被喻为“现代丝绸之路”。 在以色列,除了继续修建定居点外,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可做的事情似乎并不多。其实,就算是犹太人自己眼下也很难说清,过去的一年自己的生存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不能被忽视的还有一支力量是库尔德人。作为一个一直在追求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民族,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正在摩拳擦掌,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所作为,其何去何从将会对上述两国、土耳其,乃至地区形势产生颠覆性影响。 第二,2013年的中东,国家利益与宗教意识形态的争斗呈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联盟同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同盟的争斗是近年来地区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体现的是宗教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混杂下,两个地区大国对地区霸权和对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中东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宗教意识形态有时与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同时,考虑到沙特盛产石油的东部地区多为什叶派聚居区,这一斗争又多了一层重要意义。然而,最近一轮伊朗外长扎里夫对海湾四国的访问可被视为为改善双方关系所释放的重要信号,结果值得期待。 其实,早在2005年继位时,阿卜杜拉国王就不止一次向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发出了访问利雅得的邀请,只不过对方一次都没有接招罢了。如此看来,二者关系的缓和虽然需要大量耐心和信任,但并不是天方夜谭。 第三,多极格局与重新结盟 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阵营对垒背景下的最近几年中,中东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多极化和重新结盟的现象特别突出,为未来几年中该地区政治版图可能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实质性变化铺平道路。 对伊朗的担忧缓和了一些海湾君主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据称,卡塔尔和以色列安全部门之间现在存在一个开放的沟通渠道。有消息指出,2010年底,卡塔尔接待了一个由以色列高级警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以警方调查和情报部门负责人,表面上是作为一个国际刑警组织会议的一部分。多年来,外交圈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在拥有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沙特和以色列有可能正在进行某些方面的合作,以色列的游说集团正在沙特的资助下在美国国会山进行着阻挠伊核协议推进的工作。 鉴于国内的政治现状,海湾君主国对以色列的新政策特别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海湾国家的民众是反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海湾国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电视上观看巴勒斯坦起义的新闻,解放巴勒斯坦仍然是该地区青年的一个共同理想。每一个君主国也有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社区;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出生,后又入籍海湾国家的人甚至在一些统治者的核心圈中拥有高官重位。 曾几何时,由纳赛尔领导的军人政治被沙特视为心腹大患,而在“6.30”事件后,沙特和阿联酋联手向埃及提供了8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承诺时刻准备提供更多资金购买俄制武器,让埃及军方在处理穆兄会时闲庭信步,甚至还能腾出精力向莫斯科和北京分别派出阵容庞大的民间外交宣讲团。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外交手腕了得,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海湾金主的鼎力支持,埃及军方是否还能够过得如此逍遥。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伊拉克和土耳其重启合作,以及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的逐渐稳定。至此,沙特、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已成为目前地区的四极,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利益组合呈现出了以往难以想象的画面。 最后,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整个2013年,巴以问题都被搁置在了一边。 任凭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短时间内多少次访问这一地区,在叙利亚内战持续不断,埃及国内局势持续动荡,沙特、以色列对伊朗的持续担忧的背景下,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巴以问题被旁置。当然,客观环境因素只是问题的一面,以色列方面毫不退让、妥协的态度也让巴勒斯坦一方无所适从,甚至又拿出阿翁的死因说事。然而,就算是真把他老人家真身请出来,恐怕事情也不会有何转机。 2013即将过去,2014已经到来。2013年的伊朗实现与西方关系的突破,2014年能否继续缓和的进程?2013年的埃及避免了国家的宗教化,2014年将如何弥补内部的巨大裂痕?2013年的叙利亚躲过了政府的倒台,2014年能否摆脱持续不断的内乱?还有,2013的伊拉克……2014的黎巴嫩……面对中东这个地区,请不要束缚你的想象力。 (本文已发表于2014年1月1日《东方早报》)
201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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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第二任期对华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
全国友协前秘书长 卞庆祖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由强调合作到转向防范的演变。(1)奥巴马在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维护全球战略利益,以及稳定日趋严峻的亚太安全形势,在对华政策上作出调整。中国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也使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一个“再平衡”的问题。(2) 一   奥巴马首任期间对华政策,由强调合作转为侧重防范 1,中美关系由高开-低走到“变轨”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上台伊始,踌躇满志,强调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政府“重新调整大国关系,特别是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关系”,采取了积极的对华政策。一时间美国政府高官“扎堆”访华。他们对华交流主动积极,姿态温和谦让。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呼吁两国合作,表示要与中国“同舟共济”。中美关系开局良好,然而好景不长。美国政府认为只要对中国做些友好表示,讲些“好话”,中国就应该做出回报。由于中国没有看美国脸色行事,也没有踏着美国的节拍起舞,于是很快就出现了美国对华姿态突然逆转和“大变脸”。美国政府接连挑起争端,用公开批评代替软性外交,使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干扰。随着中美之间竞争加剧,两国战略互信“赤字”,相互猜疑加深,彼此戒心加重,冷战思维在中美关系中死灰复燃。克林顿政府任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认为,在奥巴马的前四年任期中,中美关系缺乏互信,而更趋竞争化。奥巴马上台后只经过暂短的“密月期”,就调整对华政策,把中国放到了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位置。美国除军事上围堵,还在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构成日趋增大的压力。奥巴马政府前四年的对华关系,出现了从高开-低走到“变轨”。(3)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格林指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态度比布什政府强硬,致使中美关系在恶化而非提升。(4) 美国从对华示好转向示强,有诸多内外原因。首先,美国当惯老大,对可能超越自已国家的忌惮,深埋于自身的战略意识之中。美国对中国挑战美国的世界经济主导权以及中国威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种种担心交织一起,导致奥巴马对华政策的改变。与中国在利益冲突时进行对抗,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再是,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相互对立的对华政策两派之争。在过去的10年,美国鹰派把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说的“天花乱坠”。(5)在实行了仅一年的“对华和解”后,就转为“采取抑制和对抗”的姿态,是美国对华强硬派得势,“鹰派”抬头的反映。希拉里作为对华政策“最高执行官”,对华态度怠慢。(6)她在任时,每年访问东亚国家3-5次,灌输“中国威胁论”,客观上成了中美战略互疑不断发酵的推手。还有,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日趋突出。为迎合国内保守势力,奥巴马采取对华强硬策略,是为取悦利益集团。 2,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意味偏向对华竞争和遏制 随着世界“地缘政治”东移,世界主要力量都看到了亚太是21世纪的希望,美国也日益重视亚太地区。奥巴马上任后自称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并首次提出美国要“重返亚洲”。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正式提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这是世界权势东移的结果,也是美国2001年发动全球反恐斗争以来做出的最大战略举动之一。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构成挑战,美国调整政策是对中国的“强硬姿态”,(7)也是对北京“进行反击”。(8)美国推出“重返亚太”和“战略再平衡”,以“战略重心东移”为先导和基础,调整对华军事战略,用军力来平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全球战略东移含盖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全方位多领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还包括加强与日、韩和澳大利亚等盟国关系,深化与印度和印尼等新兴国家合作,加入东亚峰会和挤进东亚一体化,以及致力于提升东盟和东亚峰会影响力等。美国在实施“重返亚太”的过程中,充分施展所谓“巧实力”。在手段上推陈出新,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问题,介入争端把水搅混。南海问题本与美国无关,而美国却以多种方式介入。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表面上中立,实际是在拉偏架。还利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消除中国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影响和作用。 美国 “重返亚太”是针对中国的全方位战略包围。也是很大程度上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对抗中国,防范和强化遏制中国,阻扰中国的复兴进程。这些表现为在中国周边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给中国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制造麻烦,对从非洲和中东运往中国的原材料运输线造成越来越明显的威胁。(9)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周边关系受到严重干扰,中国领土主权遭受罕见的严重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文章认为,它促使中美竞争更明显,破坏了建立一个和平与多元化区域秩序的可能性,最终美国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还可能产生反效果。(10)。美国国务院前情报官员克拉克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增加了东亚的紧张局势。 3,突出对华示强的政策,难以为继 近年来,美国社会特别是学术界逐渐意识到,围堵、遏制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过于以中国为对手塑造亚太布局,战略攻势凌厉,态度咄咄逼人,只能激起中国的反美情绪,造成中国更多战略猜疑,使中美关系面临对抗的风险。美国“重返亚太”政策表现为安全先行,在纵容盟友的同时增加了将自已卷入冲突的风险。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警告说,“一种敌对飞扬跋扈的反应将强化中国人的疑虑,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可能强化美中冷战的形成,将进一步增强地区相关国家不顾代价在美中之间进行选择”。美国学术界有些人批评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没有经过精打细算”,适得其反。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危及中美关系,难以为继。《福布斯》杂志等美国媒体认为,战略东移没有前途,是一个错误。(11)有的甚至说,奥巴马似乎无法认定应该接触中国还是与之对抗。因此,不少人主张美国政府应采用理性和建设性对华政策。 二,美国现从对华强势回摆,转向“接触”和“遏制”两手都硬 1,朝中国的“再平衡”和“重返亚太”战略的微调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推动经济和就业复苏等,作为国家施政的重中之重和最优先议程,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制定对华政策。为避免中美关系过于起伏不定,或进一步滑向消极方向,美国对中美关系进行“再平衡”,也就是朝北京的“再平衡”。(12)从过去突出“牵制”“防范”转为着力“合作”“接触”,更加重视对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符合其未来四年的战略追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在上半年卸任前公开表示,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支柱之一。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由“戒备”转向“接触”的趋向。(13)美国副总统拜登9月在会见王毅外长时表示,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说奥巴马总统和他都坚信,21世纪人类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取决于两国人民如何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美国国务卿克里就任前就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他9月还就中国国庆发表贺词,称赞中美两国今年来为“扩大而全面合作”作出的努力。国防部长哈格尔6月在香格里拉会上说,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和哈格尔等新政府主要高官都较前任的“咄咄逼人”,来得理性柔软,言语较为含蓄、温和和平衡。美国用什么调门对待中国,一直是双边关系的多变因素。美国对华态度从过去言辞行动高调,转为说软话,较少刺激中国。也更注重与中国进行沟通对话和谋求合作的有效性。美国对华姿态的调整可以缓解中国前几年对国际战略环境的急迫感受。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开始后,就着手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不会改变,但有“再平衡”的问题。“重返亚太”战略原有三个支柱:外交、经济和军事,而现实却是“军事一马当先”,经济议题成了“重返亚太”的短板。为改变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安全问题,希拉里在谢幕前,提出了“经济主导外交”,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哈格尔11月在一个论坛上称,美国不应该过分依赖军事实力。美国政府现强调的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手段,适当淡化军事安全色彩。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推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会做出两点调整。一是进行“再再平衡”(rebalance within rebalance)。虽东北亚地区很重要,但美国会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加大接触和介入的力度。二是推动战略多元化。美国“硬实力”固然是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基石,但经济、能源、教育、价值观、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等都有重大和持久的影响,因此美国应兼顾上述领域,实现战略多元化。总之,美国除维持现有的推进措施,还会更加强调经济和外交等非军事成分,(14)注意力和重点将转移到经济和贸易等领域。同时为谋求主导亚太经济事务,美要建立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架构,还大力推动(TPP)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事实上,美国调整政策已露端倪。在美国政府停摆期间,奥巴马取消了东南亚之行,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令东盟国家感到失望。克里在7月首访东亚前,已访问中东4-5次等,与希拉里密集访问东亚形成鲜明对比。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对东南亚关注度不高”。(15) 2,就“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反映美对华“新热度” 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2月访问美国时,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方面起先反应不大。然而,美国高层今年开始积极回应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早在今年3月,多尼伦在美国亚洲协会演讲中表示,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说奥巴马希望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在6月美国加州安纳伯格“习奥会唔”中对此又有呼应。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外交概念,给予回应并表示接受,近年并不多见。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9月又在G 20峰会进行了会见。奥巴马表示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发展,愿意“把中国视为平等伙伴”。称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利,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很多机会。尽管中美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现基本处于各自表述阶段。习近平强调的是“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和“和平共赢”等,奥巴马则强调“新型合作模式“,重点在秩序、规则和行动。双方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套理论如何实施,仍需要更多讨论,还有很长的“磨合过程”,但是中美都表示要努力推动缔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今年两国关系中突出的重点。在不到3个月内中美首脑先后两次成功会唔,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16)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热度”。(17)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年末、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等政府高官年中密集访华,凸显了双方对双边关系的重视,都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近来,中美之间政治、外交和民间等领域的交往渐渐展开,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进展都较为顺利。今年两次“习奥会”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些是两国新一届政府落实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表现。中美关系明显出现逐渐靠拢,相互竞争出现缓和的迹象。(18)国际舆论积极评价赞赏有加,认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问题取得共识,对两国关系及世界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福布斯》文章认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似乎打算沿着北京正在沟通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更加接近“双赢”的这一模式前行。事实上,未来中美必然由相互塑造而实现新的东西方交融,从现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走向新的合作类型。 3 ,美国对华“两面下注”,“接触”更广“遏制”更深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继承布什政府兼容“接触”和“遏制”的对华政策,表现为两个面孔和两种行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外交核心课题是对华关系。(19)美国对华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外交,国内经济和失业等问题,都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以更现实姿态,从之前的对华强势姿态回摆到“接触+遏制”并重。中美关系将呈现“合作内容更多,竞争态势更强”的特点。(20)美国与中国保持接触,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发展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和大幅增加贸易与投资,力推美国经济;加强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与中国高频率互动,不断增加中美合作,从原先的反恐、核不扩散、气候等问题扩展到网络安全、外太空和海洋权益等领域;通过外交手段处理两国之间突出的问题,扩大互利合作。中美军事交流是评价中美关系的晴雨表。随着近年中美军事来往增多,军事交流从“质”到“量”都在加强,(21)中美军事关系处于上升期。年内两国已就反海盗和海上联合搜救等举行多次联合演习,其中包括中国军人首次踏上美国本土进行联合演习。中国还将首次参加“2014-环太平洋”联合军演。 然而,美国在深化对华合作交往的同时,也更加强对华抑制和对冲的力度。奥巴马政府对华的基本定位是:在政治上,中国属于异类国家和潜在对手;经济上,中国是发展伙伴加竞争对手;在军事上,中国属于区域对手和潜在敌人。(22)虽然美国现战略目标并非过早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进行全面对抗,但围堵中国是美国战略重心。美国在战略、军事和外交上最大的对华关注点,已开始实质性地转向与中国竞争,并尽快完成新一轮亚太战略布局,极力压制中国在东亚区域的外交、军事、经济和战略影响力。中美两国已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时代。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今年10月的“2+2”会谈,竟暗指中国为“21世纪威胁”。有的国际媒体甚至说,中美处于一个新的战略对抗期。随着中国国力全面增强,美国很可能变得更具竞争性,甚至敌对性。(23)五角大楼和军方越来越把中国视为苏联一样的对手。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卡莱尔上将最近说,美空军将像当年对苏联那样,将精锐部队轮流部署在中国周边,以包围中国。几年来,美国加快了“重返亚太”步伐,将在亚太部署60%海军基础上,把60%空军以及从“两场战争”撤出的陆军精锐配置在该地区。美国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计划已进入贯彻阶段。(24)美国会更多介入亚太地区争端,推动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间军事合作。美国《国家》杂志文章认为,美国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筑起一条围绕中国的长城”。在经贸方面,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使得两国合作面受阻。中美经贸关系,已从过去的互补向竞争转变,从一直发挥两国关系“压舱石”作用,可能反而逐渐成为两国矛盾的触发点。(25)中美战略竞争,还体现在国际制度和规则上,双方极力悍卫对自身有利的“游戏规则”,推动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制度。总之,需要对抗时搞对抗,需要合作时就谈合作。美国“两面下注”中的对华“防范”,既要保持高度警惕,又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防止不可避免的竞争演变为对抗。奥巴马政府无非是在对华交流合作和防范牵制之间寻找最佳平衡而已。 4,在“围堵中国”方面,美国不至走得太远 美国在实施对华“两面下注”政策时,侧重点会因形势变化而有所不同。我们要关注今后几年美国对华示强一面的发展变化。现在看来,美国在“围堵中国”方面,会受到诸多质疑和内外因素的牵制,不至走得太远。首先,美国经济虽在逐步恢复,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巨大消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达到历史最高点等,使得美国外交和军事开支大大缩减。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主席亨特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处于“贫血”状态。对于把复兴经济看做头等大事的奥巴马来说,过分对华示强,还要面临经济发展、国际安全和弱化美国安全领导能力等风险。最近,有的国际媒体评论说,美国“重视亚洲”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其亚太战略正在失速,陷入停滞。(26)其次,中东继续是美国心头之患。美国依然陷在中东泥潭中,(27)难以分散注意力,会继续重点关注中东地区(28)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7月专文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死6,000人,伤4万人,花掉1.5万亿美元,但中东非但没有搞定,反而更加反美和失去控制。按美国政府外交智囊倪伟立(Vali R.Nasr)的说法,奥巴马之前认为的美国可以完全脱身中东,把美国战略重心放在亚洲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再是,亚太国家不愿“选边站”。在美国战略东移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普遍形成了一种“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奇特场景。它们担心美国对华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严重碰撞,从而被迫“选边站”。此外,还有复杂微妙的美俄关系也给美带来不少烦恼等其它因素。 三   中美关系未来不是向好或变坏,而是更加错综复杂 1 ,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合作和竞争并存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总是在曲折中求发展。两国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既有接触、交往、对话和合作,又有矛盾、分歧、斗争和对抗。中美既是战略对手,但两国繁荣又需要彼此。(29)利益一致就握手,不然就互不理睬。(30)中美关系未来会出现“暖流”和“寒流”交融的局面。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密不可分,有范围广泛的合作,在安全上彼此对抗,展开地缘政治的竞争。这两个矛盾和两股力量同时并行。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中美关系的“两面性”,即“接触”与“遏制,“合作”与“竞争”。希拉里也曾说,美国是在同中国展开竞争,但两国也是伙伴。一方面,虽然合作+竞争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中美两国是共生现实主义的伙伴,(31)但是两国共同利益将压倒两国的差异,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中美不可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但两国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为各自争取更多利益。美国要解决自已的经济问题,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也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在合作的同时,相互竞争的态势也更强。中美在几乎所有地缘战略地区都存在竞争。中美关系已经明显超越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的关系,越来越变成亚太区域中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导向的关系。例如,美国在亚太构建的同盟体系,与中国提出的合作安全理念冲突。美国推出TPP,试图主导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中国力推的“10+1”、“10+3”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形成挑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中美双方应建立一种“竞争式共存关系”。 2 ,两国关系没有明确敌对指向,但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台湾、西藏、朝鲜与伊朗核问题和经贸摩擦等都属中美关系的老问题;网络安全、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中国科技现代化导致在太空、电子方面竞争,以及中国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新的贸易摩擦,则是新的挑战。而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也会加重。中国周边某些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会尽力利用中美矛盾,以谋取他们的私利。虽然中美关系有众多问题和摩擦,但实际上已是“不离不弃”,谁也无法轻言离开,轻易放弃。双方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能阻止中美兵戎相见。两国经济的密切程度会限制发生对抗或冲突的可能性。中美双方没有明确的敌对指向,都不希望全面对抗。美国对华战略总体是“防”而不少“抗”。中美不存在战争理由,“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不存在值得一战的东西”。(32)因此两国全面冲突不是必然选择,也不会滑向“新冷战”。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中美为全球争霸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33)中美关系最可能出现的状态是,既不会在军事上两败俱伤,也不会在新旧势力之间简单的地位交接,而是一种紧张的、偶尔出现摇摆的多变的平衡。(34)新加坡学者黄靖说,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是在“变化中求平衡,在不断讨价还价中维持动态的平衡”。随着国际形势发展和中美实力消长的变化,两国关系会不断调整和重组。 当然,美国和中国现是全世界第一和第二的关系,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有的美国媒体说,对美而言,中国兼具“敌人、贸易伙伴和拯救者”三重身份。由于新老问题的存在,加之美国可能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冲突等等,中美关系未来不能简单用乐观或是悲观来概括。对于未来一帆风顺的任何预测都是不现实的。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立国的国家,总要使自已利益最大化。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将持续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愿意和可能性上升。此外,奥巴马总统从政时间不长,在外交方面的经验不多,对华政策不时表现为左右摇摆。中美关系未来的问题、分歧和摩擦都比前增多。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何幕理认为,中美关系将比过去面临更多困难。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规模逐渐接近美国,或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被视为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日益增加”,(35)有悖或“威胁”其战略利益的时侯,美国是否会“重估现有的军事战略并构思新战略”,在两国间诸多新老问题上“借题发挥”,向中国发难。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卡莱尔“包围中国”的言论,像是为“接近新冷战而拉开的序幕”。(36)因此,中美关系将更为错综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充满不确定性。按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说法,将是“更加难以应付”。事实上,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两国关系起伏不定的状态还会继续下去。                                                                                                                             3 ,处在调整和转型的中美关系,除了加强合作,关键是管控 中美关系新框架的内容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现在,中美两国的紧密关系前所未有,中美经贸关系密切,互相多有需求,共同利益增多。近40年中美交往历史,就是两国不断确认共同利益的过程。虽说“紧张、摩擦、调整和缓和”始终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但双方之间一直存在“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加强合作,也已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主流观点。 全球化浪潮把两国多方面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已被两国决策者所熟知,并成为规范两国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37)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仍以共同合作为主线。双方都要寻找新的利益交汇点,扩大合作,互利共赢。 中美关系现处在调整和转型之中,具有很大可塑性。中美在管理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方面,没有经验。双方都在摸索下一步战略关系如何发展,“探索”两国关系蕴含的性质和范畴。(38)中美目前消除不了彼此的猜疑,但要管理好它。双方在管理双边关系时,需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和关切。中国要继续韬光养晦,先把老二的位置坐稳。正视美国把中国视为博弈对手的现实,争取与美国建立对手之间的合作,甚至和谐的关系。美国为重振经济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则应该与中国携手而不是围堵中国。克里称中美两国的磨合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基辛格在新书《论中国》中表示,中美都应该继续保持冷静,中美两国的冲突只会损害彼此,目前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共识,继续在存在分歧的领域对话与合作。布热津斯基撰文指出,中美都应慎重避免经济上的竞争转变成政治上的对抗。所以,如何管理各种风险和危机,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分歧,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管理分歧是确保中美良性互动的重要一环。有效管理分歧可预防摩擦和冲突的产生。有效管控双方竞争的烈度,会防止两国滑向冲突和敌对的消极互动。中美双方要有管控危机的愿意、决心和能力,真正建立其对分歧和冲突的管控机制。总之,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释放积极信息之后,中美关系也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中美两国要共同调整,摆平心态,相互塑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注:1,3,《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3期23页 ,2013年第1期9页       2,《环球时报》2013年1月29日       4,美国《今日美国报》2012年9月4日       5,24,美国《赫芬顿邮报》2013年3月19日,2013年7月2日       6,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12月15日       7,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11月15日       8,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7月16日       9,俄罗斯《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2012年9月18日,       10,29,33,36,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2年10月5日,2013年5月16日,2013年7月29日       11,美国《合众国际社》2012年9月26日       12,《新华国际》2013年1月29日       13,21,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4月11日,2013年8月23日       14,英国《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2013年1月       15,韩国《中央时报》2013年10月21日       16,国务委员杨洁箎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唔成果,2013年6月8日       17,22,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6月8日,2012年10月11日       18,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13年9月14日       19,日本《正轮》月刊2013年1月       20,《解放日报》2013年4月16日       23,美国《全国亚洲问题研究所》报告,2011年9月       25,中国社科院《2012年美国兰皮书》       26,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2013年10月9日       27,34,美国《福布斯》网站2013年6月22日,2012年11月6日       28,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9月26日       30,日本《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7月1日       31,美国《国家利益》2013年9月27日       32,38,日本《外交学者》网站 2012年5月5日,2013年9月11日       35,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013年11月1日       37,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美国兰皮书》
20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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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与中国公共外交之应对
亚非部 熊 亮 摘    要:目前,美国中东战略进入调整阶段,许多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化和动摇的可能。究其原因,中东地区对于美国而言之所以重要的内在因素发生了变化,美国调整的重要特点是弱化军事存在,加强外交特别是公共外交手段的运用。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应尽早明确和提升对中东地区这一重要能源供应地和广阔消费市场的战略定位,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手段予以反制。 关 键 词:战略调整;页岩气革命;公共外交            纵观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中东政策:战略抽身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避免巴以直接冲突,制裁伊朗但保持接触,在“阿拉伯之春”短期内并未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上发展时并不急于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变革”,从而在此基础上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供战略保障,确保“亚太再平衡”的顺利推进①。         不少中美分析家认为,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更多的理想主义倾向,但伴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不断调整,以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其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将呈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趋势。其实,理想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罢,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观的宣扬和践行有目共睹。但更应被清楚认识的是,这些所谓的“主义”有时只是根据利益需要,被适时提出用来打掩护的借口。正如美国的两党制,每逢总统和议会选举,抨击、丑化中国的荒谬言论便见诸媒体。美方每每对此解释为国内政治需要并作无奈状。但从另一角度看,通过两党制和大选这一机制释放和渗透出一些“真情实感”或者不便直说的信息也许正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时的一个考量。         具体到中东地区,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重新定位,美国对中东局势及其政治民主化的关心程度将有所下降。然而事实也许并不尽然:②中国对地区能源与日俱增的需求和美国国内不断升温的页岩气革命将促使美国对中东地区继续保持高度关注。不过,由于内在驱动力的变化,美国中东政策的手段将有所调整,更多采用外交手段,特别是公共外交手段的运用将是这一变化的最主要特点。                                                                                                    ①张全:“逃离中东”,载《解放日报》,2013年2月7日第4版。 ②牛新春:“选择性介入:美国中东政策调整”,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     一、 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三大动因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约埃尔·古赞斯基和米利亚姆·戈德曼认为,尽管正在努力分配资源并将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地区,尽管受到国内经济的种种限制,美国仍不大可能放弃或大幅减少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华盛顿不仅能够转向亚洲并保持中东地区的存在,而且即使政府希望撤离该地区,但情势也可能阻止它这样做。美国的许多利益和关切仍然集中在这一地区,而且在必要时仍愿意进行干预。这表明,美国将继续在地区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如此。①那么,究竟是何因素促使美国对其中东政策进行调整?         (一) 财政紧缩——战略资源再配置的借口和机会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月3日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讲中谈到,美国的国防开支在本财年将削减多达410亿美元的开支,如果自动减支进一步持续,预计未来10年的国防开支将再削减5000亿美元。②很多人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收缩是因为囊中羞涩。必须承认的是,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巨额财政赤字的拖累严重掣肘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海外军事行动,各部门预算的削减更将产生直接或深远的影响。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看待这一问题的话,这种调整对美国而言也存在积极的一面,且并不完全被动。         军事存在和军事援助是美国对中东地区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为了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其盟友,同时为了支援东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作战,保障中东和非洲的陆上作战,继续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各兵种驻军的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美国《防务新闻》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海湾地区出现新冷战雏形》的文章指出,北阿拉伯湾现在并不像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那样充斥着盟军军舰。但英美两国仍把大约27艘舰只永久部署在该地区——美国19艘,英国8艘。从其位于巴林的基地定期在南阿拉伯湾巡航,并为过往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船只提供护航。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资料显示,这一战区拥有5000多名美国海军人员,仅在巴林就超过4000人。美国正出资大约5亿美元升级其在巴林的设施,目的就是向该地区发送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不会很快离开。但是,并不排除美军将一些数量有限的先进武器,如F-22战机部分调配到太平洋地区,加强在那里的威慑力。         在军事援助方面,美国一直在评估对一些中东地区巨额军事援助的实际收效。由于受援国政府贪污丑闻不断,美国军援非但未能赢得地区民众的欢心,更招致了不少美国国内政治的非议。如何在不伤害老朋友们的前提下进行调整让人颇费脑筋。现在,财政紧缩政策提供了一个向中东地区老朋友们解释的完美借口:不是我不愿意给,是我自己银根吃紧。抛开由于削减军费开支而带来的失业问题不谈,财政紧缩政策除了给美国在刚过去的4月带来了5年来最高的财政盈余,也带来了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灵活性,为战略资源的调整提供了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减少部分军事援助,转而投入到与地区普通民众的直接接触是美国战略资源调整的趋势。         (二) 反思以往政策,强调公共外交手段         2013年3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贝斯马·莫马尼在《伊拉克战争的人道代价高于一切》一文中认为,伊拉克战争留下了500万伊拉克孤儿,夺去了10万伊拉克人的生命,令400至500万伊拉克人背井离乡,迫使古老的伊拉克少数族裔群体流亡,同时重创了伊拉克基础设施和经济。④         无独有偶,美国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2月28日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了题为《军事上的制约显示美国需要被其忽视的武器》的文章。⑤他在文中指出,“9·11”袭击事件带给我们10年的战争,伴随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看似无止境和血腥的占领。这是有史以来美军最密集地进行调兵遣将的阶段。不过眼下,我们可能正在进入外交的10年,因为我们认识到,军事实力并不总能解决前方许多棘手的问题。正如奥巴马所言,伊拉克的经验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我们多么用心良苦,试图用武力来实现政权更迭,其代价是多么高昂,而且是何等的困难。不改变我们的方法有可能使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分歧循环深化。         最能代表美国对其对外政策反思的是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上任后于弗吉尼亚大学发表的首次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美国对过去一段时间在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上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以及对未来外交方针的谋划。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且代表其核心观点的表述如下:今天派遣外交官比明天派遣军队的花费要低得多。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外交政策已不再是外边异域之事。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在自己安全的海岸内所作的决策,都不仅仅会向外产生涟漪,而且也会在美国这里引起波浪。我们如何实施外交政策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系重大。⑥         在此之前,2013年1月13日,美国副国务卿塔拉·索南沙因在著名中东问题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题为“在变革中的中东地区的公共外交”的演讲,阐述了美国在这一动荡地区开展公共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她指出,公共外交是美国更有效地介入地区事务,使美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战略工具。⑦ 换句话说,公共外交已成为美国开展中东地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一种战略选择。         美国的公共外交强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输出,通过二者带动消费观念的传递,从而实现商业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重视以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运用,特别是对于那些仍处于骚乱或战乱当中,美国外交官们无法前往并直接与当地民众面对面沟通的地区,如目前的叙利亚、伊朗和部分非洲大陆国家。在这些地区,美国通过“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英语学习奖学金”项目、“妇女科技”项目、“企业家教育”项目、社交媒体培训班等一系列组合拳,保持并不断加大对西亚、非洲地区不同阶层和年龄段人群的影响,对青年人这一目标人群更是给予了极高的关注。目前美国驻叙利亚使馆的主页每月有15000名访客,facebook主页有11000名粉丝。通过这些手段,美国向叙利亚普通民众提供了大量“有帮助”的信息,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国务卿也曾直接参与同叙利亚民众的视频对话。         总而言之,加强公共外交手段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中东政策的首选,是美版的“韬光养晦”。         (三) 中东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动因——美国页岩气革命         美国页岩气革命是美中东政策调整的重要推手,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正在大规模地从分布广泛的页岩层中提取原油和天然气,以提振美国经济。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座座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乙烯等化工产品的工厂正在陆续兴建当中。德克萨斯州的失业率已从2010年的8.2%降至2012年的6.8%,据说矿区附近的卡车司机严重短缺。         美国能源情报局的报告显示,美国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约为24万亿立方米,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根据美国咨询公司IHS的数据,2012年美国累计投资870亿美元用于开采页岩气和页岩油。而相关行业推测去年全美国因此而增加的税收高达620亿美元,并创造出了170万个就业机会;在2020年之前还会再增加130万个就业机会。⑧与此同时,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35年,水力压裂技术能够使石油价格比原来预计低最多40%。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到202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将从目前的每天800万桶增加到1160万桶。2005年美国石油需求的60%依靠进口,到2012年这一比重仅为42%,呈显著下降趋势。         2012年11月和12月,美国原油产量平均超过了每天700万桶,是1992年12月以来的最高点。2012年上半年美国石油自给率83%,进口比前一年减少11%。2017~2020年,美国将超过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2015年超过俄罗斯成为最大天然气生产国。美国的石油进口持续下降意味着到2030年左右,北美洲可能成为石油净出口地区,到2035年,美国可能差不多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⑨ 眼下,美国页岩气革命已经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来自美洲页岩气出口的竞争将迫使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Gazprom)在2016年前降低其天然气出口价格。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4月24日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曾预测,原油价格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也将可能下降到每桶90~95美元。报告指出,俄罗斯、美国和中东国家之间全球天然气市场不断增加的竞争将在中期内对俄罗斯能源工业产生巨大的影响。⑩         如果上述一系列数据和报告属实,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5到20年时间,除了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工业领域产生巨大推动力,美国页岩气革命还将引发世界各主要能源供给国围绕能源价格展开激烈竞争和博弈,进而形成对地缘政治的重大和深远影响。中东地区在美国整体外交中角色将由此发生变化,由原来举足轻重的能源供应保障转变为可以进退自如,进而对依赖地区能源的其他国家,如中国的能源供给和安全产生威胁。美国对中东地区能源的需求已经从自身需要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工具,即美国已经不需要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如果地区能源产出国局势发生动荡,其他国家从地区获取能源受阻,将产生一箭双雕的结果:直接影响或削弱美国的竞争对手;能源产量此消彼长,中东地区产量下降或出口不顺,美国能源产量大幅跃升,欧佩克将逐渐丧失石油生产和定价的主动权,美国将参与能源价格的制定。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页岩气革命”浪潮之中,多方持积极乐观态度,但环保压力和因供能源应量增加导致的价格下跌等问题也在提醒人们要保持冷静。由于开采须使用高压水将含气体的岩层击碎取出造成对地下水的污染,环保人士还担心包括苯等致癌物质在内的化学物质深入地下含水层。同时,开采页岩气本身需要耗费大量能源并可能导致甲烷释放。此外,还有人担心这一开采活动会引发地震。美国一些州正在加强对开采页岩气环评的限制,如果因此造成开采成本的增加,那么这项事业也许会半途而废。                                                                                                   ①Yoel Guzansky, Miriam Goldman, America Can’t Abandon the Middle East, March 18, 2013,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america-cant-abandon-the-middle-east-8232. ②Remarks by Secretary Hagel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Ft. McNair, Washington, D.C,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5213. ③New Cold War Takes Shape in Arabian Gulf,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30324/ DEFREG02/303240003/New-Cold-War-Takes-Shape-Arabian-Gulf. ④Bessma Momani, The Human Cost of the Iraq War Outweighs All Others, March 20, 2013.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3/03/20-human-cost-of-iraq-war-momani. ⑤Military’s limits show need for America’s neglected weapon, http://www.bostonglobe.com/ opinion/columns/2013/02/28/from-decade-war-decade-diplomacy/OMrCst4LvHl1GWPyUuktBI/story.html. ⑥John Kerry,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February 20, 2013.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 2013/ 02/ 205021.htm. ⑦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by Tara Sonenshine, Under Secretary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ashington, DC, January16, 2013. http://translations.state.gov/st/english/texttrans/ 2013/01/20130116141112.html#axzz2f2C0Ugax. ⑧王欢,“美页岩气革命或带动廉价油气出口到日本并平抑电价”,http://www.oilmen.cc/ content.php?id=38994 ⑨Oil mixed ahead of EIA inventory report, http://www.ibtimes.com/oil-mixed-ahead-eia- inventory-report-1003272. ⑩美洲页岩气出口竞争将迫使俄气降低出口价格,http://www.cippe.net/news/166707. htm   二、中东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有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现状和图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在中东的政策一直模棱两可,但这种情况必须结束。含糊其辞无助于中东的稳定,中国需要中东稳定,因为对中国而言石油供应至关重要,中东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市场。①         目前在能源需求方面,美国减轻了对中东的依赖,而中国对石油的需要变得越来越迫切,中国需要该地区的稳定。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搭便车,美国负责驻军,维持地区稳定,但今后美国可能减少驻军。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中国将不得不做些什么。但眼下中国不会介入过深,美中将先在中东政策上展开协作。特别是新一届领导人需要有一个熟悉问题的过程。         约翰·克里在弗吉尼亚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目前在中东国家,大部分人口在30岁以下——60%的人口在30岁以下,50%在21岁以下,40%在18岁以下,大约一半的人口在20岁以下。②帮助这些年轻人掌握必需的技能,解决对他们的社会造成沉重负担的失业问题,使他们能够实际开始为社会作贡献,重建衰败的经济,而不是参与恐怖分子或其他极端分子的活动,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克里国务卿的上述言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各种蝴蝶效应已将各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对已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中东地区作为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消费市场,其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国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 埃及         埃及在地区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不久前,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塔玛拉·威茨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中东和北非小组上做了题为《革命两年后的埃及:埃及处境如何,美国能做些什么》的证词。③他谈到,埃及人仍然在乎我们(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拥有的杠杆作用或许最好是激励,而不是威胁或者施压。伴随着我们的援助资金,我们的认可、投资、意见、我们对“伙伴关系”的表述都意义重大。在这个过渡时期,美国政府已重新分配资源,以增大对埃及脆弱的经济和饱受苦难的公民的支持。政府还提出,在2014财年的预算中,为埃及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政府拨出更多的资金,只要他们实施必要的改革。有了适当的条件和问责制,这种类型的额外援助可以成为鼓励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的有用工具。         事实上,虽然有各种言论和报道指出美国削减财政预算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灾难性后果,但财政预算不可能永远呈削减态势,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的好转,工业的复苏,调高财政预算在未来也必定会被提上日程。美国财政预算的调整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资源再分配的过程,让尽管规模庞大但毕竟有限的资源更有效地进入最重要的领域。         塔玛拉·威茨主任特别指出,埃及仍然是当今阿拉伯世界里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它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十字路口,是全球商业和美国扩展全球军事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埃及与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是该地区稳定的基石,它使三代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免遭战火摧残。因此,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长期目标上面:一是,在这个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打造持久稳定,二是在埃及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以支持与美国的协作关系。         埃及的过渡仍处于早期和不明朗的阶段,过渡的过程十分重要,美国仍然有很大的实力来影响其轨迹,这种影响力理应植根于明确的原则和利益之上。埃及人想与美国建立关系,但他们想要的是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关系——植根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普通埃及人希望本国政府能够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回应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样他们才能满意。美国应该发挥其影响力,向埃及那些致力于建立可持续民主以及与美国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人们提供帮助,但这种影响力应植根于明确的原则和利益之上,并且要与他人合作。         总之,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终究绕不开埃及。埃及在这一地区拥有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是中国必须重视,并可以加以利用的。         (二) 沙特         警惕潜在不稳定因素对沙特未来石油出口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2012年2月出版的《弯曲的历史:奥巴马的外交政策》(Bending History: Barack Obama’s Foreign Policy)一书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马丁·因迪克、李侃如和迈克尔·奥汉伦指出,奥巴马极力使国家利益和美国价值观达到平衡。奥巴马的愿望似乎是促进埃及的政治自由,该愿望优先于美国一贯的目标,也就是维系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在现实场景中,美国把保护第五舰队前往海湾的通路看得比巴林人的民主愿望更为重要。在对待大国埃及和小国巴林的态度上,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施加了影响,给逊尼派的巴林君主撑起了保护伞。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迟缓,奥巴马的连任前景取决于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所以总统根本无暇应对沙特的挑战。 ④         与此同时,已经有一些美国专家尖锐地提出应放弃或严厉对待美国的一些不好的朋友和盟友,比如沙特和巴林。在之前的骚乱中,沙特王室扣押了数千人,对妇女实施陈旧的法规,压制大多数反对者,对什叶派少数派采取错误政策,一再要求其邻国巴林王室镇压亲民主运动。同时,出于尊重沙特的感情和害怕失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基地等原因,奥巴马政府还允许为了与巴林的安全关系而忽略对巴林人权利的关切,这一做法损害了阿拉伯世界的自由,特别是在奥巴马向“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显示出支持姿态时。         法国“红色伏尔泰”网站创始人兼总裁蒂埃里·梅桑在题为《奥巴马和普京将瓜分中东?》⑤一文中指出,奥巴马总统准备彻底改变美国的国际战略,尽管这一计划在美国政府内部遭到反对。沙特王国10%~15%的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他们住在沙特东北部,这里盛产石油,紧邻伊朗。1916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如今,美国将通过快速开发页岩气和沥青砂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这一因素决定了美国将终结1980年开始实行的卡特能源政策。根据这一政策,保证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攸关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着同样命运的还有1954年的协定,即华盛顿承诺保护统治沙特的王室,后者则保证美国获取阿拉伯半岛的石油。因此,美国下令大规模撤离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军将奔赴远东,在那里抗衡与日俱增的中国影响力。         美国的中东新格局设想将以牺牲沙特为终结,因为后者对美国而言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按照美国军方数年前的一份计划,沙特将被分成3个部分,一些省份将并入约旦—巴勒斯坦联邦体或什叶派伊拉克。这种行为与华盛顿支持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份额的做法如出一辙,美国没有作出任何牺牲,只是迫使欧洲将其部分投票份额让给金砖国家。         从现实角度看,上述观点和分析不无道理,而且与前文提到的页岩气革命密切相关。以往,美国从沙特的石油出口中受益。如果页岩气革命取得积极进展,那么沙特和美国在能源出口上将形成竞争关系,能源价格将随着供给量的增长下降。能源出口作为沙特的经济命脉,作为美国经济复兴的基石都被赋予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石油价格的下降幅度过大将影响双方利益。在消费水平变化相对平稳的前提下,减少能源供给将成为维持能源价格高位的唯一手段。对于危机四伏的沙特政权而言,缺乏美国的支持,其内部稳定和周边环境将面临威胁,并将影响其石油生产和出口。同时,从意识形态、宗教和道义的角度出发,抛弃沙特也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在享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将占据道德的高地。总之,沙特是中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其国内外局势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值得中国的高度关注。         (三) 伊拉克         伊拉克对于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直在关注产量为170亿桶的鲁迈拉油田(伊拉克最大)——以及同样在南方的哈勒法耶油田。2010年,中国在萨达姆被推翻之后于伊拉克进行了5项大型石油投资,其中之一在库区。         目前,中国每天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约97万桶石油,现在每天从伊朗进口52万桶,约占伊朗每天100万桶总出口量的一半,比制裁前的每天230万桶有所下降。委内瑞拉每天对华出口约170万桶,中国占其出口量的10%。俄罗斯每天生产980万桶原油,700万桶出口,中国购买其中的37.5万桶。         2012年12月2日,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发表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关注东北亚和台湾海峡军事问题的记者迈克尔·科尔撰写的题为《中国到伊拉克寻找石油》的报道。⑥他在文中指出,从倾向于西方转向倾向于中国对伊拉克和中东都将有深远意义。伊拉克预计143.1万桶石油储备和126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储备中的约2/3位于伊拉克南部,就是西方公司撤出的部分。工业界消息人士预计,到2020年,伊拉克的石油产量每天将达到600万桶,而中国企业参与的项目将至少有每天200万桶的产量,到2035年将力争达到每天350万桶。国际能源署表示,到2035年,伊拉克石油产量将达到每天830万桶。把伊拉克的潜在产量放在相关背景中比较,中国2011年每天从沙特进口约97万桶石油,现在每天从伊朗进口52万桶。         埃及、沙特和伊拉克,这三个国家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能源供给和价格的影响力使任何一个希望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的国家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同上述三国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和能源供给稳定。                                                                                                   ①China’s power plays in the Middle East, http://www.jpost.com/Magazine/Features/Chinas- power-plays-in-the-Middle-East ②John Kerry,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February 20, 2013.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 2013/ 02/ 205021.htm. ③Egypt Two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Where Egypt Stand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testimony/2013/02/26-middle-east-north-africa-wittes.
201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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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出席世界城市市长峰会的见闻和思考
韩光明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 2013年6月12日至16日,我率中国国际城市联合会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出席了在该市举办的2013年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国土。我想用以下的文字来记叙参加此次峰会的感受,与朋友们共同分享。 6月12日下午2时,我们从北京乘坐CA931航班,飞行10个小时,抵达德国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机场,原地等候两个小时,然后转乘赴西班牙的班机再飞近三个小时,经过1500公里的航程,于当地时间23时许降落在毕尔巴鄂机场,前后用了15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毕尔巴鄂市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比斯开海湾、毗邻法国,是西班牙的第三大港口城市,人口120万,机场的规模不大,从感觉看,还不到我国武汉市的天河机场规模的一半。在小小的行李转盘上取到了行李,就被身穿白色T恤衫的大学生志愿者接到候车场。 听接机的志愿者们介绍说,我们这些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来参会的市长和代表们很幸运,基本上都是按时到达,而从法国巴黎飞来的代表们就不那么走运了,因为巴黎戴高乐机场正在闹罢工,许多人不得不转道前来,出现了大量的延误。候车期间,正值当地的深夜,我不禁暗自庆幸我们的运气真好。 一、处在金融危机阴影中的西班牙 现在的青年人大都是通过巴塞罗那奥运会、皇家马德里足球队这些响亮的名字来认识了解西班牙这个国家的。而我在青年时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是通过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首由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组织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谱写的德文歌曲来认识西班牙的,“Spanisches Himmel bereietet seine Sterne, ueber unseren Schuetzengraeben aus…Sieg heil!”。“西班牙的星空闪烁着明亮的星星,照耀在我们的战壕之上...英勇战斗,战胜法西斯,胜利万岁”。 上世纪20至30年代,西班牙曾陷入长达20年的动乱漩涡,直到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大规模爆发,以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为一方的外国势力支持弗朗哥的军政府,以苏联为一方的共产国际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派政权,在激烈的内战期间,西班牙一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世界最先进武器的试验场。 虽然是由两股截然不同的国际势力直接参与西班牙内战,两方的军事力量甚至在战争中扮演了打头阵的角色,但每一颗炸弹都无一例外地落在的西班牙的土地上、轰炸在西班牙的城市和人群中,造成了许多惨绝人寰的灾难。毕加索的著名画作《格尔尼卡》就真实地描述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大轰炸给西班牙人民造成的悲惨场景。在近三年的内战中,西班牙这个当时只有不到四千万人口的国家付出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代价,最终的胜利者是弗朗哥和由他建立的独裁政权。 如今的西班牙,战火和硝烟早已散去。1975年11月独裁者弗朗哥病逝之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登基。1978年12月全民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西班牙开始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过渡进程,全面实行了议会君主制,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轮流执政,上世纪80年代加入欧共体后,经济发展出现了高潮,甚至出现了连续14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年增幅高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的繁荣局面。 但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这个人口4600多万(相当于我国江西省的人口数量)、面积50.59万平方公里(比我国的四川省大两万平方公里)、GDP排名世界第八的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经济急速下滑、失业率飙升至27%,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近40%。这么庞大的失业队伍,尤其是大量年轻人的失业,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中国游客去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旅行时,导游往往要求大家把防盗窃和防抢夺放在首要的位置。这对于旅游业发达、入境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居世界第二、且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设在马德里的旅游大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由于经济急速下滑,金融风险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12年6月25日,西班牙政府正式就该国银行业面临的资金困难向欧元集团提出了求助申请。 二、一枝独秀的毕尔巴鄂市 人常言,倾巢之下无完卵。在处于金融危机深度困境中的西班牙,却有一座城市的处境相对超然,这就是此次举办国际城市市长峰会的毕尔巴鄂市。与失业率高达27%的西班牙全国相比较,毕尔巴鄂市的失业率为12%,尽管这个数字不算太低,但也不失为全国困境中独善其身的一个闪光亮点,更可贵的是,在比较严峻的经济环境下,该市仍然有能力与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及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合作,以一市之力承办如此盛大规模的国际城市市长峰会,就更是亮点之中的亮点。究其原因,这要从该市的成功转型说起。 毕尔巴鄂市是2010年荣获首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城市。要想获得该奖项,必须通过两层遴选过程,由提名委员会审查所有提名,并在此基础上推荐卓越提名,然后再由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理事会决定最终获奖者。由于遴选非常严格,这一奖项也被国际上誉为城市建设的诺贝尔奖。 毕尔巴鄂位于西班牙北部,最早建城于1300年,有着近800年的建城史。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纳尔温河横贯全城。这座如今以艺术和文化著称的城市,至今仍然完好地保留着中世纪的古代建筑和教堂。毕尔巴鄂周围多山,山中盛产铁矿,得天独厚的优势让这座城市从18世纪就成为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基地。经过了两百余年的发展,在20世纪初,它已经成为一座钢铁厂遍布,造船业发达的重工业城市。1983年,一场罕见的大洪水席卷了全城,紧随其后的经济危机又沉重地打击了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重工业基础,工厂大量倒闭,大批失业人员走上街头抗议游行,与军警对峙,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如何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当地居民介绍说,当时市政府曾经进行过民意测验,还搞过全民公投,80%以上的居民都表决要求政府对现有的钢铁工业和造船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市民公投的结果普遍认为,对传统的工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是重塑城市、走出困境的唯一正确道路。 然而,当时的市政府却公然与民意反其道而行之,为城市选择了一条以发展文化产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旅游业为主的转型道路。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市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现任市长阿兹古纳先生迄今已连选连任长达14年,2012年被评为全世界最杰出市长,这位身患绝症的老人如今被该市市民视为英雄,深受全市人民的爱戴。直到今天,尽管他因身患癌症,行动不便,出行得坐轮椅,仍被该市市民推选为市长。 这是我看到和听到的西方国家的地方领导人公然违背民意,却取得巨大成功的为数不多的案例。这个故事令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由此使我联想到,在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的同时,对于“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既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 毕尔巴鄂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由重工业城市转变为现代化服务业城市的转型道路,其经历是痛苦和艰难的,但带来的变革却是深刻和长远的。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市政府既强调政府统筹,又注重分工协作,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针对每一个特定的项目,由市政府、大区政府、国营企业、私营企业,特别是和市政、交通相关的大型企业的最高决策人分别组建各个单独的公司,以公司的形式各司其职地完成自己承担的项目。市政府在进行城市改造规划的时候,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注重统筹、协调行动、保护老城、重建新城”。 该市充分利用古建筑的文化资源,大规模修缮古建筑,对旧城区进行了全面改造,在对古城进行的大规模改造的过程中,严禁大拆大建,完整地保留了八百多年的古城风貌,还采取措施,重整交通系统,修建了相对超前的公共交通体系。 我们在考察该市的旧城区时,漫步在公元1300年以后陆续建立但却保存完好的一条条古老民宅的碎石街道上时,心中充满了感动,感动的是人家的古城保护工作做得如此之完美。与此同时,也充满了痛惜,痛惜我们祖先留下、却在不断消失的古城、古街、古巷、古建筑和古城墙,痛惜那些先人留下的、但却在不断消逝的有数千百年历史的古树和那些珍贵的一砖一瓦。要知道,在当今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里,还仍然有一些政绩冲动的人在做着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的事情,人们要警惕啊!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设工程,是毕尔巴鄂城市转型的龙头工程和点晴之笔。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发展该市的旅游业,市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并邀请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先生设计了古根海姆博物馆。这座屹立在纳尔温河畔、地处城市中心的由钛金属组建而成的巨大建筑,以其独一无二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馆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形成了“古根海姆效应”。有人赞誉说,这座博物馆改变了这个城市命运,我认为此话有些言过其实,但如果说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毕尔巴鄂市城市转型的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和该市最闪耀着熠熠光芒的人文景观,却是恰如其分的。 在推进城市转型的25年时间的里,市政府通过25项举措,成功地使毕尔巴鄂市从工业型经济转型到创造型经济城市,成为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的都市。还配套修建了各种专题博物馆、特色博物馆和各种文化、教育、娱乐设施。 与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数量大得惊人的地方政府公共债务相比,毕尔巴鄂市在推进城市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市政府并没有出现举债经营的现象,迄今为止,该市政府的公共债务居然是零,这也是很值得人们去研究的一个奇迹。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今天的毕尔巴鄂已经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之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前往,近距离地欣赏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珍宝,体验这座既有重工业时代遗产,又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的魅力。 毕尔巴鄂市的天很蓝、水很绿,城市既古老沧桑,又具有迷人的现代动感气息。经过多年治理,新城和老城区交界处的那条昔日被严重污染、臭不可闻的纳尔温河已经变得清澈见底。站在古老的桥上,抬头时,看天上白鸥飞翔,低头时,见河中游鱼可数,这条经过治理的河流,如今已经成为了老百姓在休息日划船泛舟的好去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在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大城市转型的力度、提高城市的管理和建设水平的时候,应当更具有战略的眼光,更应把民生、环保、宜居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国际上既有诸如德国鲁尔工业区、英国曼彻斯特市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成功转型经验,也有像美国著名的汽车工业城市底特律转型失败的惨痛教训,毕尔巴鄂市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去学习、去借鉴。 三、世界城市市长峰会的务实与简朴 6月13日,我们和来自苏州市、武汉市的代表在会场不期而遇,共同出席了第四届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开幕式。来自全球54个城市的250余名市长及城市管理者出席了此次论坛。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许文远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尽管城市在人口、面积、历史和文化方面千差万别,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相互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且大家几乎面临同样的挑战。他特别强调保证公平使用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因为这对社会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毕尔巴鄂市副市长伊波内·本戈萨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大会的宗旨是分享城市的发展计划,解决城市发展的困惑,寻找一个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和更适宜人类居住基础上的发展战略。她说,世界就是城市的世界。今后几年,全球8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中心和经济活动的中心。 随后,与会代表紧紧围绕“城市综合规划与动态治理、打造有竞争力的经济与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的主题进行了发言和经验介绍。开普敦、福冈、开罗、莫斯科、墨西哥城、休斯顿、珀斯等城市的市长,还有我国苏州工业园的杨知评主任、武汉市政协黄卫国副主席都在大会上介绍了各自城市的经验、面临的问题和应对的方案。 会议还设立了专题讨论的议程,来自世界各国的市长们围绕城市综合规划与动态管理、打造有竞争力的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打造高质量的生活四个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先生系统介绍了新加坡经验,为代表们寻求共同解决方案提供了典型的案例。会议期间,联合国人居署的代表、都市基金会总裁等人都发表了讲话或对市长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气氛亲切热烈、务实高效。 我注意到,许多市长在发言中都提到了城市建设、转型和发展要“以人为本”,防止腐败等问题,看来,全世界的市长们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但关心的问题却息息相通,这就叫做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有充分的理由估计,下一届峰会将会把这两个问题列入议题。 在专题讨论阶段,我代表中方作了“中国的城镇化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的发言。来自中国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引起与会代表们的重视。澳大利亚珀斯市市长莉莎·斯卡菲迪女士在介绍珀斯市的城市建设和转型经验时感叹道,尽管我们的工作非常投入、十分努力,但无法与中国的速度和中国的业绩相比。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国际会议上拿中国说事,其中不乏一些不怀好意或主观臆断之词,但澳大利亚西澳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珀斯市的这位美丽、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女市长的由衷之言,听后使我感到什么是叫真诚和公道。会议休息期间,我当面向她表示感谢时,她用流利的中文说道:“我喜爱中国”,令我既感动,又震惊。 论坛的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种互相探讨和交流发言的方式,又很具有启发性。论坛的议程和会务安排很简朴,会场的安排不豪华铺张,没有警车开道,没有组织群众欢迎,没有豪华宴请,也没有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但却丝毫没有降低论坛的效果,这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在举办国际会议时参考。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论坛并没安排午宴,在中午会议间歇期,各位市长和代表在旁边的休息室享用饮料,品尝巴斯克地区风味小吃,自助自取,站立着边吃边谈,以不饿为原则。 最隆重的闭幕晚宴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楼大厅举行,市长和代表们先分批参观博物馆,然后依次入席。主办方和承办方的领导人分别致闭幕词,一个约20人左右的市民合唱团演唱了几首无伴奏合唱曲。我在宴会前仔细阅读了一下宴会菜单,一共只有三道菜,一道是饭前小吃,第二道是一块煎雪鱼(Hake),第三道是饭后甜点,面包管够,红葡萄酒尽管喝,这种西餐宴会安排比我们国内举办的中餐式招待宴会要简朴得多。我认为,中国人在接待外宾时的热情好客精神还需要继续发扬光大,千万不要做国富欺人、店大怠客的事情,但过于丰盛的宴会菜单却应当大力改进,避免浪费,这是应该、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 再说说论坛的规格,我们在国内举办大型国际交流活动时,常常很重视活动的规格,要想方设法地邀请国家领导人和当地的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或致辞,这也是国际惯例,无可厚非,因为规格也体现了国家对某项国际活动的重视程度,领导人的出席往往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此次国际市长峰会期间,西班牙王室的费利佩王储专程从首都赶来出席闭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在致辞的最后还强烈建议市长们留在毕尔巴鄂市度过一个周末,以便更好的体验该市的变化和市民的生活,其情也真,其意也切,令人印象深刻。 在会议的茶歇期间,费利佩王储在休息室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市长和代表们攀谈,大家都非常礼貌地依次与他见面合影,没有任何保镖在旁边加以阻拦。 费利佩王储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作风亲民,且身高一米九以上,深受西班牙人民的爱戴。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与王储交谈并表达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的机会,主动上前向他致以问候,当我们说明我们是来自中国北京的代表时,他的那种高雅而不失几分矜持的表情顿时发生了变化,眼睛顿时一亮,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与惊喜神情,他表示热烈欢迎中国的代表前来参会,并热情地评价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王储还非常高兴地与我们合影留念,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毕尔巴鄂市长阿兹古纳先生出现在闭幕会上的场景。这位老人因身患癌症行动不便,没有能够出席论坛的主要活动,他委托副市长本戈萨女士和市政厅的CEO安东尼先生两人率领市政府团队负责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但在闭幕式上,他还是坐着轮椅来到了闭幕式现场,在陪同费利佩王储与大家合影后,还发表了讲话,他那苍白的面容和低沉的讲话声,使人联想到生命的顽强和人生的价值,来自全世界的市长和代表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场面极为感人。这是一位受到当地市民们像英雄一般爱戴的市长,同时也是一位受到全世界市长同行们由衷敬佩的市长,我默默地祝福这位老人能够康复,好人一生平安,祈祷并祝愿他在市长峰会上的讲话不是他的绝唱。 四、意外的收获 在参加此次峰会期间,我们得到了毕尔巴鄂市政府中国事务顾问何辰女士的大力帮助。何女士原来是外经贸部工作人员,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大学毕业生,移居西班牙有二十多年,但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坚实的西班牙语基础,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丰富的学识,使她成为名副其实的西班牙问题专家,她长期致力于中西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因此,赢得了中西两国各界的信任和好评。我们同为50后,阅历相当,相互交谈自然就很投机。 最可贵的是此次与旅居西班牙的年轻学子、家在北京的张萌(音译)同学的几次交往,使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新一代留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本文中专门写下一段,我称之为“意外的收获”。 张萌小姑娘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14岁就来到西班牙读书,从中学读到大学工程系毕业,现在毕尔巴鄂的一家西班牙的公司担任工程师。她小小的年龄就出国求学,但一口标准的北京口音,加之她待人接物落落大方,讲起西班牙的人和事,谈到她自己的求学过程时,充满了阳光的心态、自立自强的进取精神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使人感到既亲切,又怜爱。她每月的工资2000多欧元,在毕尔巴鄂市中心地带与另外一个姑娘合租一套90平方米的公寓,不算水电费,每月要交付450欧元的房租。应当说,生活虽然没有太大的压力,但考虑到当地的物价水平、相比较国内许多效益好的单位的年轻人的收入而言,也不算高到哪里。她的最大愿望是公司能够派她到国内工作,北京毕竟是她的家,拳拳思国爱家之心,令人非常感动,毕竟她14岁时就离开了祖国,却仍然对家乡北京怀有如此之深的眷念,真的是非常可贵、非常难得。 周末的一个晚上,张萌小同学自告奋勇,主动邀请我们一行去毕尔巴鄂市的小酒吧品酒,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百姓周末的生活。我们看到,周末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年龄越老的人,就穿得越正式,越讲究。西班牙酒风盛行,酒吧个个爆满,生意红火,不同年龄段的人周末都爱去酒吧喝酒,沿途中我亲眼见到各种酒吧的热闹场面,超过我所去过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张萌告诉我们,这也是当地百姓的固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年轻人喜欢去那些拥挤不堪的酒吧,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站着饮酒交谈,老年人则喜欢去那些安静一些的酒吧慢慢品酒。年轻人每个周末花在酒吧里的酒钱,平均达到50到60欧元,每个月有四个周末,算下来还真不是一个小数字,大多数中国的年轻人肯定不会这样将大把的钱花在酒吧这种地方了,这就是风俗,无论将来中国如何“西化”,我相信国人都不会在泡酒吧方面“化”到如此这般的地步。 张萌小同学把我们领到一家适合老年人的酒吧,环境安静雅致,酒吧的红色墙壁上挂着抽象派画家的作品,据说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装饰作用,酒吧还可代画家售卖这些作品,可谓是一举两得了。张萌同学为我们挑选了一杯由调酒师当场调制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生前最爱喝的一种龙舌兰酒,细细品来,还真的是有滋有味,临结账时,才知道小姑娘已经为大家买完单啦。作为长辈,让孩子来付酒钱,真是于心不忍,于是赶紧问张萌小同学回北京时最喜欢吃什么,她的回答也很干脆,“喜欢吃北京烤鸭”。于是我们约定,等她回国时,韩叔叔一定请她去北京最好的烤鸭店大快朵颐一顿。这是长辈和晚辈的约定,我期待着在北京迎接这个阳光可爱的孩子! 西班牙之行结束了,我对毕尔巴鄂市转型成功经验的思考还没有结束,事业的追求仍在继续,以上撰写的文字,如果能对我国的城镇化和城市经济转型的进程发挥一些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就算不虚此行了。                       
201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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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民间外交
办公厅    田翔        苏东剧变,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及内乱动荡,新媒体居中联络煽动整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西方霸权主义者也曾急不可耐的到王府井“打酱油”,期待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发生。面对这种新媒体外衣下的“新瓶装老酒”,我们该怎么应对?李长春同志告诫我们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系统、过程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是相互作用的,既相互联系,具有相对的同一性;又相互排斥,具有绝对的斗争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几年来我国媒体形势发展的实践证明,“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的正确性。        唯物辩证法还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同时存在,但其中必有一个矛盾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学习唯物辩证法,首先是要学习它客观分析事物的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判断历史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发展方向和应该采取的对策。本文利用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和法则,探讨新媒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辩证认识和在民间外交中的实际应用。        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辩证关系。        直到上个世纪末,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一直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随着世界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和融合,现在从短信到微信,实现了文字、声音、视频和图画点面结合的即时传播,信息实时立体交叉发布,传播渠道多元复合而迅速发生、迅速扩散。我国从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这些个新媒体由于形式新颖、操作简单而迅速广泛普及大众化,而中间媒体却因传播的冗长僵化而渐式微化。微博的形式在2012年底达到新的历史高峰,微信等传媒形态更以其短平快大行其道。        近年来,在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现象值得警醒和反思。从马其顿校车事件的跨界危急,到钓鱼岛危急的跨媒体事件,再到阿拉伯之春的可视化危急,以及伊春的突发事件规律性变迁,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在变化了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新媒体的传播及威力可见一斑。究其原因,新媒体以其下里巴人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多“接地气”,也给更多地人群提供了展现自我价值的平台。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7分钟后就被美国推特微博网披露,传统媒体时效性实难望其项背。        正是由于它的传播及时、门槛底、受众广,所以每个突发事件很快形成社会舆论热点,新媒体既是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逐渐由边缘进入到关注的核心,然后由新媒体向传统媒体传导。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更持续、权威、深入的进行信息发掘。在当前及今后足够长的时间里,这样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存在,斗争统一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将作为媒体传播的相对形势,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时相互主导与辅助转化。环顾我们所处的地缘、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实际需要,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进行民间外交转型。在继续巩固与友好国家政府的关系下,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大力拓展“人民外交”。13亿人民对外每人交一个朋友,释放我们的善意,宣传我们的文化和价值理念,那就会是属于我们的“和平演变”!        二、新媒体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        西方在公共外交领域大打“民意牌”,是手段十分娴熟的行家里手,而且毫不隐讳。美国国务院已将新媒体作为21世纪外交的重要工具,其在推特设有微博账户,直接向目标受众传播信息。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驻华使馆、文化中心、办事机构等纷纷开通网络微博,建立群组,对我们开展的民间外交已直达“草根”。西方的一些非政府机构,经常会利用所谓的“民调”来抹黑中国。所以“民意”有多寡,但不以多寡分真假。这些带有偏见和误导的“民调”,经过传统媒体的渲染放大,在这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双簧作用下,往往会起到妖魔化中国的效果。使我们吃过很多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辩证关系后,就要深入研究和把握两者的主次转化规律,从驾驭宣传与疏导管理的角度,与国内外友好民意与意志有效沟通运用,改变在某些外交特定问题上外争无底气的被动,使我们的国家外交从容展现政治外交综合能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西方媒体几乎众口一词,不断制造话题,向中国口诛笔伐,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也不时发表言论“煽风点火”,中国政府一时陷入被动境地。这时“异军突起”的中国网民,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成为反击西方舆论的主力,矛盾的主次开始转化。海内外华人华侨留学生,以及国内网民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终于暴发,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不断揭露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凝聚起强大的舆论反击力量,挫败了西方媒体及政客的阴谋。        这场“人民外交”为主的中西舆论较量,充分展现出唯物辩证法的相互作用的同一性原理,成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完美配合的正能量公共外交典范。中国政府的“透明与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认可。但美西方的种种伎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在吸取教训后,更应当思考应对之策。怎样才能避免当真理还在穿鞋子的时候,谎言已经走遍世界了呢?那就要善待新媒体,善用新媒体。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最好的辩证方程式是让真相跑在谣言前头,让民间外交适时走在公共外交的前列。巩固民间外交传统的人际传播模式,加强民间外交新媒体的大众传播新手段。        (一)以美国为民间外交重点。        美国金融挥霍伤害经济而损誉,跋扈淫武力不从心而自掘坟墓。但目前的国际格局仍然是美国一超独大,与许多亚洲国家都有较深的传统关系和现实交往,随着对亚洲经济需求和重视上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作用将是本地区的长期现实。对中国的遏制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依存度较高,中美在保持本地区稳定和繁荣上有一定的共同利益。逐利的本性使美国又采取接触政策。我们要利用新媒体的广泛性,加之传统媒体大力推动,巩固和利用民间外交的优势,传递我们的善良的民意,传递合作共赢的心声,更多地争取民间的友好理解和支持。“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把握好这对矛盾的主次关系,“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利用新媒体快速揭露美西方的各种谎言,抵制和平演变;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我们国家外交留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谋求国家和平发展,真正强大起来。        (二)以周边国家为民间外交根本。        事实上,我们今天仍在受益民间外交的“外交红利”。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杰出外交家,在周边外交舞台留下了许多“人民外交”的佳话。国家近邻是无法选择的,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地域上的山水相依,国家之间、人民之间更应当相互尊重,协商解决争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凸显出它应有的地位。民间外交应当理性反思,精心策划,不断创新,运用新媒体寻找民间外交话题,拓宽民间外交渠道,建立新的民间外交形式,形成民间外交独特的地位和外交优势。        (三)以发展中国家为民间外交基础。        中国的民间外交应突出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促进政治经济合作,为中国将大有作为寻求依托。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现在又都处在自我发展完善的关键期,广大人民需要和平合作的愿望强烈,具有良好的民意基础,尤其在抵制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方面共识较多。民间外交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低门槛优势,与各阶层人士深入沟通民意,充分扩大共识,从而巩固和加强政府间合作。大国的威力不仅在于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及其施展,更在于其明智、巧妙和坚定的综合外交力量。        一个国家固然要努力建设足够强大的自卫武力,并敢于使用这种武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同样重要的是,现代民间外交与新媒体和平的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合理界定国家的核心利益,巧妙和正当地运用国际规则,正确地评估目标与能力,这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四)以多边外交和非政府组织为施展民间外交平台。        各国民众之间也有联系和交往,因为各国民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其基础。出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各国民众可以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政治见解等,开展内容广泛的平等交流,这种交流在今天新媒体条件下,能够顺利实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务实图强,正在发挥重要影响。群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和交往,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象NGO等非政府组织,我们都应当建立新媒体的沟通管道,及时传递与回馈各方面信息,正确研判各项舆情,增强中国在多边及非政府组织平台上的话语主导权。        三、新媒体与民间外交的发展。        伴随着全球国际化的脚步,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国家之间要有一个稳定友好的民意基础,这个基础哪里来?从民众需求角度来观察,由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国民众对我国的关注了解欲望越来越强烈;由于公众物质生活的提高,民间外交与国内公众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新媒体以其简单、快捷、直接的优势承载了这些民众诉求,成了我们开展民间外交的良好抓手。新媒体也有助于汇集民智,疏导民怨,通达民意,增强民主。        往往当人们在利用新媒体交流时,不自觉地结合着自身工作、生活经历,有时用讲故事等对方听得懂、能接受的方法,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而又随便轻松,拉近着与受众的距离。在调整矛盾和谐社会的作用上,已成为我们的执政资源。按照胡锦涛主席要求,民间外交“要在政治交流方面、经济合作方面、文化的沟通方面多做贡献”,新媒体的快速广泛性,值得传统媒体借鉴,传统媒体的权威深入性,值得新媒体学习。根据唯物辩证法知道,要认识到新媒体的复杂性,建全各种机制,在民意上通下达的同时,防止西化与和平演变。倡导新媒体职业道德意识,加强自律;同时主流媒体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引导管理。总之,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原则,“守城”与“维新”并举,兼用并蓄,取舍自如,建立起民间外交的“都江堰”,用好新媒体。
201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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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路在何方
亚非工作部  熊亮   埃及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埃及的发展与稳定对中东地区局势有着直接影响,而目前埃及的局势并不乐观。 社会经济一片混乱 埃及,非洲人口第二大国,面积却仅位列第十二位,大部分土地是无人居住的沙漠。尽管在尼罗河沿岸和三角洲有限的可耕地中,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但其产量仍不足以支撑埃及全国人口的粮食供给,60%的小麦消费依赖进口,更是在2010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小麦进口国。据埃及政府初步估算,2012年埃及人口增长率达到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出生率为32‰,总人口达到8400至8500万。当前埃及的总和生育率为2.9,在未来至少20年中,这一数字仍将高于2.1的正常替换率。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埃及人口将超过1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埃及将出现越来越多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吃饭问题和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都是巨大的社会挑战。除此以外,目前45%的埃及公民是文盲,更有三分之一的婚姻是表亲联姻,身处21世纪的埃及仍拥有前现代社会的部落特征。 2011年革命后,埃及的经济几乎陷于崩溃。埃及证券交易所基准股指EGX30指数自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已经下跌了45%,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大约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上升到13%,年轻人失业率超过60%,通胀率接近10%,埃及陷入自由落体式的衰落。资料显示,到2014年6月的未来1年中,埃及需要对外筹措195亿美元资金来支付到期债务和54亿美元的商品服务贸易赤字。 军队问题是症结所在 重建要比推倒困难百倍。若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埃及民众和未来的领导人需要拥有巨大的耐心。首先,埃及民众要搞清楚自己最迫切需求的是什么,其次要弄明白如何才能尽快满足这一需求。埃及现在首先需要一个具有威信和行政能力的治理型政府。而一个怎样的政府才能有效地治理埃及呢?在这个问题上,埃及军方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现代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缔造者——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信奉“军队保证国家稳定”这一原则。而在2011年,空军将领出身的穆巴拉克总统被赶下台后,埃及军方退到了政治舞台的幕后。但埃及军方退而不隐,只是在等待宝剑再次出鞘的时机。在不久前,他们借着埃及国内反对穆尔西执政的示威浪潮,在3年内第二次废黜了现政府,埃及历史上唯一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至今下落不明,且面临被起诉的境遇。事实证明,埃及军方仍是埃及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埃及军方还掌控着一个规模巨大而且不为外人所知的“经济帝国”,不受文官政府监督。 埃及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二者关系的问题,而这些都与军方利益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埃及问题的症结是军队问题。有人说穆尔西从未真正控制过政府,部分原因在于其缺乏政治掌控力和灵活性,部分原因是穆兄会缺乏理政经验,特别是制定有效经济政策的本领,从而透支了获得的选票。然而,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埃及军方也许似乎从未真正放弃过对国家的控制。 穆尔西在其执政期间力图避免触碰军方地位和既得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也是穆尔西没能设计一条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道路的原因之一。可以想象的是,目前的临时政府同样很难采取任何重大的改革措施,很难指望埃及军方会革自己的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回到2012年6月的总统大选,穆尔西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被视为前政府军方候选人的沙菲克,而这完全是因为许多并不认同穆兄会主张的伊斯兰温和派、左派和自由派埃及人为阻止代表军方的沙菲克当选而把票投给了穆尔西。换句话说,埃及人只是把票投给了他们最不喜欢的人的对手,而现在民众们又在为军方的作为欢呼雀跃。很多人说,埃及军方此次及时出手拯救了埃及的民主,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破坏民主。 那些欢呼此次变故的人们显然认为军方与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对民主未来抱有共同的愿景。但实际情况似乎显示,军方的价值观源于自身利益,行事的动机在于维持既得利益和经济特权。在未来,无论解放广场上民众赶走多少位总统,他们最终都摆脱不了军方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埃及民众没有耐心去努力改善民主的质量,而是又气又恼,诉诸极端手段。持续不断的各种游行示威使埃及的旅游业——这一改善经济状况的利器迟迟无法得到恢复,更让埃及错过了一个向兼容并蓄的民主国家过渡的良机。 穆兄会失势影响深远 在把穆尔西和穆兄会赶下台时,人们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穆尔西政府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臃肿的官僚机构,腐败现象滋生,效率低下的补贴制度等等。埃及经济面临的困局更是数十年来以政治控制而非生产率为目的的经济政策的结果。穆尔西和穆兄会刚刚执政一周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所言,无论哪个政府主政,都不能扭转埃及人口猛增的势头和减少自然气候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影响。在首次尝试参与了民主选举并取得成功之后,穆兄会需要进一步适应民主制度的运转。然而,埃及人民对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憧憬和等待太久,他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埃及穆兄会的失势将对政治伊斯兰的前途产生深远影响,威胁中东地区部分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近年来,该地区最重要的政治进展之一是伊斯兰政党决定遵守世俗政治游戏规则,与民主握手言和。而随着穆尔西被废黜,数百名穆兄会成员被捕,穆兄会的支持者将理直气壮地问,民主还能给他们什么。人们指责穆尔西和穆兄会满口谎言,贪得无厌,任人唯亲,但考虑到过去几十年中穆兄会所受迫害和遭排斥的经历,穆尔西和穆兄会的种种所作所为就不难被人理解了。穆兄会发言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要么让总统官复原职,要么让他们在街道上对我们开枪好了。”穆兄会下一步将作何选择,各方能否实现妥协与和解,是决定当下关系埃及能否尽快实现稳定的直接因素。 何去何从,任重道远 还是前面那句话:现在对于埃及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搞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埃及人民现在需要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政府,比如一个具技术专家性质的政府,系统地解决目前存在的预算赤字飙升、外汇储备锐减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同时把投资者和资金吸引回来,采取果断措施,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提振旅游业及以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循序渐进地处理军队特权问题,适时推动政治改革,从而不让政治改革掣肘经济发展。 埃及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眼下街头抗议群众对食物、汽油和工作的需求远大于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兴趣。由此可见,独裁、缺乏民主、军人干政等并非头等大事。埃及的事要分个轻重缓急,在一个民主政府之前,埃及现在首先需要一个能治理国家的政府,为他们的选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和燃料。 埃及人以及其他沐浴了“阿拉伯之春”的各国人民也许应该懂得,民主不只是选举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以任何名义动辄鼓动成千上万示威者上街游行,通过扰乱正常秩序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人民的努力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现在做出有关成功或失败的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201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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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幸福梦、和平梦
                                  李小林会长在韩国延世大学的演讲                                             (2013年7月24日) 尊敬的郑甲泳校长 尊敬的朴三求会长, 延世大学各位教授、同学们: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中国梦”。我曾有过很多梦想,但我从未梦想过能够有机会在韩国的最高学府进行演讲,这对于我来说是无尚的荣耀。感谢郑甲泳校长、朴三求会长和学校董事会给我这样的机会和荣誉,你们的邀请让我受宠若惊。 我知道,延世大学创立于1885年,是韩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中国有句俗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要走一条艰苦而漫长的道路。延世大学正是由于有了百年多来的历史积淀,和它崇尚“真理和自由”的不变精神,才能为国家和人类培育出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正是有了延世大学这样优秀的学校,才有了韩国发展的今天。 听说延世大学的学生素来以思想活跃而著称。一踏进延世大学的校园,就能感受到这里洋溢的青春气息,与古老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如此完美地结合,让我感到惊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是梦想的摇篮,是梦开始的地方。 和韩国的年轻人一样,中国的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考上最好的大学。听说在韩国,高考期间,许多家长都要为自己的孩子烧香祈福。在中国也是一样,北大、清华等名门大学是无数中国年轻人向往的目标,为此,中国的家长们从孩子进入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要为他们将来的每一步做着精心准备。 进入大学后,中国大学生的下一个梦想往往是毕业后拥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所谓称心如意的工作在中国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标准。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的理想职业是当一名工人,或是入伍参军,或是当一名公务员,因为这样全家的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或金融行业收入相对较高,许多人舍弃国家提供的就业机会进入经贸领域,在人们对这一领域还不熟悉的情况下,我们管这种冒险行为叫做“下海”;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的职业选择更加多样化。听说许多韩国女生希望将来能够嫁给医生、律师和法官,而在座的韩国男生们,你们是否也希望将来能够娶到延世大学或对面梨花女大的女生?(注:梨花女大的校园就在延世大学对面)中国的年轻人也是一样,梦想有一个理想的职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中国梦。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当一名医生,而我的父亲,他曾经担任中国的国家主席,劝导我说:“医生每天面对的是病人痛苦的表情,我希望你能够从事民间外交,和世界各国人民交朋友,这样你每天的生活都会充满阳光。”我听从父亲的劝告,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进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民间外交最大的机构。我们的宗旨是“友谊、合作、和平、发展”,相信这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理想。因此,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我们已经与世界150多个国家近500个友好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我们通过开展友好交往,为增进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在这里工作了38年,结交了世界各国的朋友,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正如我父亲所说,这份工作让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阳光。对于我来说,这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已成为一种事业、一种使命,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访问过70多个国家,我发现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梦想,就是过上幸福的生活。今天,中国人都在谈中国梦,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病弱,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力。有梦想,就有希望。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2012年,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但人均收入只有5000美元,排在世界80余名。在国家层面,中国梦就是在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15万亿美元,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韩国人均收入是2万美元,高于中国。毋容置疑,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梦无法实现。 在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方面,我们与韩国有着密切的合作。 从2009年起,我们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合作开展两国青少年互访交流活动。四年来,2000余名优秀青年实现了互访。“百闻不如一见”,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的韩国和一个真实的中国,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将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真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同学到中国访问,到友协做客。 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的是投向年轻人中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也有实现梦想的权力,他们更需要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记得上一次到韩国是在2009年,那年我带着四川汶川地区的孤儿来到韩国,他们在2008年那场震动世界的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成为了孤儿。李明博总统夫妇在青瓦台为他们举行了一场十分温馨的聚会,让他们品尝韩国的点心,鼓励他们好好生活下去。而在2010年,我们也邀请韩国孤儿院的孩子们到中国北京的中南海做客,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亲切会见了韩国的孩子们,和他们一起分享生活的快乐与幸福。来自异国的温情和鼓励将深深融入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将来追求和实现梦想的精神动力。 去年,我们与延世大学的优秀校友——在座的朴三求会长共同创立了“未来属于孩子”基金,为中国智障儿童中有艺术天赋的孩子提供帮助。今天,我们把他们的作品带到了韩国,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他们超越常人的艺术天赋。去年,我们还与韩国CJ集团合作设立了“和谐基金”,帮助中国农民工子女提高艺术才能。 这次,我来到韩国,又与延世大学的另一位优秀校友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先生共同发起设立中韩大学生创业基金,我们将通过这个基金为两国大学生实现创业梦想提供支持。  对于海外的青少年我们也同样的予以关注,我们向非洲儿童赠送学习用品,为贫困国家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当一位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朝鲜小女孩接受手术后,她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光明,而她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中国的医生,那天正好是她18岁的生日。 同学们,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渴望,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权利。我们要做的就是伸出我们的援手,献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跨越国界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懂得感恩、懂得互助、懂得友爱。我相信,这样的行动会让世界人民的心贴得更近。 今天的中国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梦想,而且有了实现梦想的条件,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如今一一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深深感受到,只有中国发展了,自己的梦才能实现。中国人也开始明白,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有着有同样的梦想,就是追求幸福的生活。只有世界共同发展,中国梦才能实现。 朴槿惠总统上个月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中国梦与韩国梦是相通的。她说:“如同两国江水汇入同一片大海一般,中国梦与韩国梦是结为一体的。”当前,两国关系面临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时代将中国人的梦想与韩国人的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都一个幸福梦,经历过贫穷落后的人们更加期盼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都有一个统一梦,经历过国家分裂的人们更加期盼祖国的统一;我们都有一个和平梦——经历过战争痛苦的人们更加期盼世界的和平。 和平的梦,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梦想。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中国人在21世纪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今天的世界告诉我们,和谐世界还只是一种理想,而文明的冲突俨然成为了现实。但是,中国人认为,现实与理想总会存在差距,而正是对现实的不断超越和对理想的不断追求才为人类进步提供了动力。超越文明的不同、携手共同努力,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唯一选择。 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让我们为着共同的梦想而努力。 谢谢大家!
201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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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废弃物回收及再利用的经验和启示
编者按: 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关乎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关乎着子孙后代福祉的事业。从历史上看,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环境的认识均经历了一个从忽视到重视、从简单到复杂、从先污染到后治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治理、从一般性控制到从严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全社会和广大公众共同参与监督治理的过程。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第一次将环境问题纳入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标志着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进入到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新时期。 改革开放近35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突出,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和重视。在国家层面,我国政府的相关行政、立法、执法和政策性指导措施不断出台,教育和宣传工作也不断普及深入,无数民间有识之士也投身其中,有力地推动了全民环保意识的觉醒和提升。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无论在立法、执法层面、还是在宣传教育、政策引导、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守法意识的提升等许多方面均有许多值得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立足我国的国情,联系我国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经济转型的实际,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就是一个弥补差距的最好方法。我会“八零后”工作人员付博同志在日本岛根县担任国际交流员期间,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系统地考察并研究了日本的城市垃圾处理的相关立法、政策措施和实际操作的具体办法,撰写了《日本废弃物回收及再利用的经验和启示》的长篇文章,既体现了一位年轻干部对祖国的建设和环保事业的拳拳赤子之心,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全方位的民间外交工作的丰硕成果和巨大魅力。现将此文发布在我会网站上,供大家参考。                                          韩光明 全国友协副秘书长                                        2013年7月3日   日本废弃物回收及再利用的经验和启示 日本工作部    付 博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短缺,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废弃物。越来越多的废弃物,不仅浪费能源、污染环境,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源的再生利用也带来了诸多潜在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技术,变废为宝,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笔者在日工作期间,对日废弃物循环利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研、考察。现将其成功经验以及笔者思索的一些建议记录下来,希望能对我国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起到一点启示作用。 一、日本城市废弃物利用的历史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以一种高原材料消耗、高能源投入、高环境破坏和高经济增长的模式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垃圾和产业废弃物。而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近90%的资源依赖进口。 为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逐步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利用等作了具体规定并大力推行。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目前日本已成为世界上资源回收利用率最高的国家。 “城市废弃物”是针对在城市生活各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固体废弃物的一种并不严格的统称,它包括餐厨废弃物、包装废弃物、废旧轮胎、园林废弃物、建筑垃圾等。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快速扩张,城市废弃物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庞大。按照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废弃物通常分为产业废弃物和一般废弃物,前者通常是指工业企业产生或需要按照工业处理方法处理的废弃物,后者可分为家庭废弃物和企业一般废弃物,是指居民和企业产生的普通废弃物。与此相对应,在我国城市废弃物中的餐厨废弃物和包装废弃物属于一般废弃物,而废旧轮胎,无论是产自居民家庭、工商企业和工矿企业,均属于产业废弃物的范畴。日本对上述各类废弃物均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循环利用体系。 (一)、与时俱进,由简入繁,逐步推进建立和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法律体系。 日本早在1963年即确立了可燃垃圾全部焚烧的方针,第一次制定了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5年规划,并于1970年修订了废弃物处理法,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推动建立起完善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相反,直到20世纪90年初,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相继制定或修订了诸如《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建材再生利用法》和《汽车再生利用法》等,日本才逐步形成完善的废弃物循环利用法律体系。在立法之后,日本各地多数都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推动废弃物分类工作,并于2000年以后建设了大量废弃物处理设施和企业。 因此,从历史上看,日本城市废弃物管理延用了一种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和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废弃物产生量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扩张大量增加,促使人们不断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加大对废弃物处理的力度;另一方面,促使人们逐渐从单一的环境视角出发推动废弃物处理,转变成为从环境和资源双重视角出发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它反映了人们对垃圾和废弃物关系的认识变化。 更重要的是,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以经济发展和居民支付能力的提升为前提条件。据介绍,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居民家庭产生的塑料瓶、废旧轮胎等,通常也都是集中起来用于出售,并不是直接丢弃或像当今这样需要支付处理费后才能适当处置。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推动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时,无论是立法还是实施,都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例如,城市垃圾最初只分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前者可用于焚烧发电,后者则只能填埋。后来又进一步区分为资源性垃圾。目前的废弃物分类则主要是在可燃垃圾和资源性垃圾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分。《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是一个典型例子。该法于1995年制定,1997年只针对瓶、罐、塑料瓶等部分实施,2000年则针对纸制容器包装、塑料制容器包装等全面实施。2006年又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增加并部分实施惩罚措施,2007年开始实施排放限制措施,2008年全面实施生产企业向市町村付费的制度,并延用至今。 由简入繁,不断细化,逐步完善,推动普及,保证了法律易于得到遵守和执行。例如,《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允许各地方自治体制定和执行不同类型的分类,这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容量不同的各地可以发挥较大的自主性。据统计,2002年,日本对纸制容器包装分类的市町村不足20%,到2006年提高到约35%。总体上,城市垃圾分类也是如此。例如,1998年,只有311个市町村的垃圾分类超过10种,最多只有15种,而到2006年,分类超过 10种(不包括10种)的市町村高达1085个,其中有16个市町村对垃圾分类达到26种以上。  (二)、结合责任分担制和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利益相关者各负其责,相互协作,实施全流程链条式管理。 根据相关法令,废弃物处理实行市町村和排放者的责任分担制。除制定一般废弃物处理计划外,市町村对区域废弃物负有处理责任,这三级政府机构均有权设置政令指定一般废弃物处理设施,需以直营或委托业者形式处理家庭排放的废弃物,包括收集、运输和中间处理业务等,以颁发许可证的形式许可业者处理企业系统的一般废弃物。 家庭排放者的责任是,每个家庭都必须对其排放的一般废弃物进行分类,在市町村指定时间和地点免费排放。在制定时间之外排放废弃物时,需要另行付费。家庭排放的如家具、家用电器等难以收集运输的特殊废弃物,需要缴纳一定的处理费,只允许委托具备许可资格者回收处理。 企业排放者不仅需要对其排放的一般废弃物分类,并需要自行收集、运输或委托具备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和处理,还必须根据废弃物类型和数量支付相应费用。因此,家庭和企业排放者分担废弃物处理责任,是在流通和消费阶段就减少废弃物产生的重要手段。 日本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还延伸到生产环节,其途径是实施生产者责任制,要求生产者对其产品废弃物后的环境管理承担责任,通过将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而促进产品消费后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例如,《包装容器再生利用法》规定,生产者不仅要在其生产的包装容器上印刷包装分类标志,以便于后续分类、回收和处理,同时提供包装容器的企业还应按照其生产量向再生利用协会支付容器再商品化的委托费用。据统计,2008年,共有71329个企业支付了大约400亿日元,其中塑料制容器包装企业支付的委托费用最高,约为371.1亿日元。 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建立包括分类、收集、运输、资源化、中间处理和最终处理等一系列环节,涉及生产企业、再生利用协会、市町村(地方政府)、排放者(消费者、家庭和企业)、再商品化企业、中间处理企业和最终处理企业等。责任分担制和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将这些利益相关者按照流程组织成了一个各负其责、相互协作的链条,这也为监管者实施全流程链条式管理提供了可能。以东京都为例,环境局提供五联或七联的废弃物循环利用流程单,从排放者到收集、运输、中间处理和最终处理等环节,废弃物每经历一个环节,责任业者都需要填写一张流程单,从而以可追踪和问责的方式确保废弃物的适当排放、合理利用和处置。 (三)、分门别类,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和处理方法,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 一般废弃物和产业废弃物的性质不同,循环利用体系自然也与之有所区别。家庭和企业是两类不同的废弃物排放者,在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时也必须考虑其差异性,即使具体到不同种类的废弃物,日本在建立循环利用体系时也非常注重针对性。 对于餐厨废弃物,《食品再生利用法》明确指出,浪费食品不仅不道德,而且违法。对家庭排放的食品类废弃物,通常要按照可燃物和不可燃物进行分类,按所在市町村规定时间和地点分类排放,集中在一起。在规定时间之外进行排放时,必须自行运输到垃圾集中站分类排放。地方自治体环境部门通常在规定时间统一分类回收,运输到最终处理部门或企业,分别焚烧或填埋处理。一些有能力的城市正在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引导居民家庭堆肥,以减少排放。企业系统如超市、餐厅等排放的食品类废弃物,在经过分类之后委托取得许可资格的企业运输到具备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理。排放企业与运输、处理企业协商,向后者支付相应的处理费用。处理方式通常有三种:堆肥、饲料化和能源化。通常先经过送料、粉碎、分选、预热、减压加热脱水和干燥、固油分离等环节。含油部分在沉淀池中经沉淀和精油工序去除固体物后,再返回设施再利用,或提供给生物柴油厂和肥皂厂作原料。固体部分通过压榨分离杂物、冷却和包装,作为饲料添加剂供给养殖企业。蒸发水经过冷凝器凝集,连同压榨水废水,进一步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进行灭菌和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排放到公共下水道。为保护环境,处理过程中的高浓度臭气实施密封和抽吸,在臭气燃烧炉内连续高温燃烧(700℃-800℃),低浓度臭气则用药液冲洗(酸冲洗和碱+次氯酸钾二次冲洗),严格避免直接向空中排放。 餐厨废弃物能源化主要是利用其生物质能的属性,二次破碎分离杂物后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以沼气为能源建设热电联产工程,余热可循环返回为沼气池保温,以提高产气效率。有很多单位及个人将再生电力的40%留作自用,60%出售给电力公司。沼液和沼渣以污水形式作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公共下水道。能源化对食品废弃物质量要求较高,企业单位为食品废弃物的分类奠定了较好基础。 对于包装容器类废弃物,家庭排放的容积约占60%,重量约占20%。家庭对废弃物分类后,同样要按市町村规定时间和地点送到垃圾站免费排放。地方自治体环境部门统一分类收集处理。企业产生的包装容器类废弃物,分类后直接或委托企业运输到有资质的企业统一处理,是否需要支付运输和处理费用,要根据废弃物性质协商决定。 对于玻璃和金属等包装容器,通常由辖区指定或有资质的企业进行资源化的再生利用处理。容器类废弃物的再商品化,由再生利用协会从生产商预付的处理费用中支付。塑料类废弃物,分类可作为塑料制品材料或再次使用泡沫聚苯乙烯的,如塑料容器和较大的外包装废弃物等,通过物理循环直接处理作为原料使用。其他则以化学循环方式作为燃料使用,如供给钢铁企业替代焦炭使用,供给水泥企业替代原料和燃料使用等。 由于日本法律规定废弃物应尽可能在自治体境内处理,废弃物产生量较大但缺乏协调处理企业的自治体,通常建设有垃圾焚烧发电厂。废弃物产生量较小的自治体,则采取协作方式,各自先运输到有资质的企业加工成可燃固形燃料(RDF),然后再将各工厂生产的RDF集中到以RDF为燃料的发电厂。焚烧灰渣或送给建材企业,或填埋。直接焚烧发电或先加工成RDF,通常需要先经历磁选、风选、破碎等环节,焚烧环节视具体技术略有不同,但控制二恶英和大气环境质量都是重点。 对于废旧轮胎,由于属于产业废弃物,消费者个人和企业都不得随意抛弃。个人可在购买轮胎时付费给轮胎销售店或汽车维修企业,委托他们处理。市町村通常会在年末指定免费排放日,供市民在指定地点免费排放,以便于集中回收。企业自有废旧轮胎和上述途径回收的轮胎,集中由中间业者回收,或直接交给处理企业。 废旧轮胎主要有三种用途:分类后少部分经检测部分质量较好的旧轮胎出口到国外;一部分切割、粉碎成颗粒,作为建材原料生产橡塑地板、跑道等;大部分提供给钢铁、水泥等企业作为燃料。作为原料或燃料需要根据用户需求决定是否切割,以及切割成不同规格的橡胶块。切割加工过程是借助机械的物理过程,根据需要可预先抽取轮胎中的钢丝或其他夹杂物。日本国内不允许使用翻新轮胎,不使用废旧轮胎生产再生胶粉,这是与我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四)、立法引导,统筹规划,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在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方面,中央和地方角色和责任不同。根据日本政治体制,日本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立法,负责制定废弃物处理的基本方针、处理标准、设施标准和委托标准等。在政府的指引下,都(道府县)和地方自治体统筹规划,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废弃物的处理计划,受理并许可处理设施建设和指导,以及对排放单位实行业务处理监督。 在立法引导下,各级政府对废弃物管理的责任更加简单明晰,更多的市场机制被引入,也促成了由过去的政府主导废弃物管理逐步过渡到建立起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例如,《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明确改变了市町村单独承担容器包装废弃物处置义务。目前除家庭排放的一般废弃物由地方自治体的环境部门直接统一分类收集、运输和保管外,企业排放的一般废弃物和工业废弃物基本全部由企业分类,自主委托有资质的企业运输和处理,并由排放企业向受托企业支付运输费和处理费。 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中,实施责任分担制和延伸生产者责任制是引入市场机制的重要条件。“谁污染,谁负责”,排放者付费既有助于废弃物减量化,同时也确保收集、运输和其他中间处理业者有获得利润的空间,降低最终处理企业生产成本,从而增强市场力量进入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积极性。再生利用协会在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据统计,2011年,协会向再商品化企业转移支付处理费约为420亿日元,成为废弃物再商品化企业重要的收入来源。 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单纯依靠责任分担制和延伸生产者责任制难以确保市场机制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中的有效运行。因此,政府采取措施鼓励企业积极从事废弃物循环利用事业显得至关重要。 地方自治体通常采用委托、招标、特许和批准许可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从事废弃物收集、运输和中间处理,或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中央政府通常对许可建设的废弃物处理设施给予约1/3的费用补助,帮助企业降低进入门槛,缩短投资回收期。但政府部门通常并不按照废弃物处理量给企业提供补贴,或提供其他税收优惠。这也进一步巩固了市场机制在废弃物循环利用中的主导地位。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日本废弃物管理和循环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效。曾经访问过日本或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无不为日本街道的清洁和环境的优美所感叹,取得这样的效果,废弃物循环利用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2000-2006年,日本年垃圾总排放量由5483万吨逐步减少到5204万吨,约减少5.36%,再生利用率则由14.3%提升到19.6%。 具体到城市中典型废弃物方面,2002年餐饮业、食品零售业、食品批发业、食品制造业和食品工业总的食品废弃物再生利用率分别只有13%、25%、36%、66%和40%,而到2007年,上述行业食品废弃物再生利用率分别提高到22%、35%、62%、81%和54%。在包装容器废弃物方面,截止2006年末,玻璃和铝罐再生利用率分别达到94.5%和90.9%,塑料瓶回收率(含工作单位等公共设施)达到66.3%。废旧轮胎回收率近年基本稳定在89%左右。 二、日本建设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主要特点和重要经验 从日本城市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上我们能够获得如下启示: (一)、强调分类。在日本不仅普通家庭要设置多个垃圾桶进行分类,商场以及公共设施也将废弃物分为多个大类,其中食品废弃物又分为数个小类。分类不仅仅是体现在废弃物产生环节,还包括排放者的分类投放,环境部门或中间业者的分类回收、运输、保管,处理前通常也要采用技术或人工手段再进行细致的分选。分类是减量化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高废弃物的资源价值,降低循环利用和处理成本,吸引企业介入。因此,实行垃圾分类是日本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成功的基础。 (二)、强调资源化。从“垃圾”概念到“废弃物”概念,反映了日本社会意识观念的深刻转变,不仅仅是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也表明“废弃物是资源”的观念在日本已深入人心。分类是手段,资源化是目的。对分类的强调也反映出对废弃物资源价值的重视。从分类到最终处理,日本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任何可利用的资源。填埋是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最后一个环节,近年来,日本垃圾最终处置量和填埋量逐步减少,反映出废弃物中的资源价值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发掘。例如,按照当年填埋量估算,1996年日本国内一般废弃物最终填埋场剩余年限只有9.9年,由于从废弃物中利用的资源不断增加,年最终填埋量逐步减少,到2005年,原有的填埋场剩余年限延长到14.8年。 (三)、强调教育。通过废弃物循环利用,大力推动循环型社会建设,日本的努力不过近20年的时间,但促进了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日趋完善,并取得今天的显著成就。通过教育强化民众认知,提高民众素养,也是重要的一环。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相对缺乏。日本在建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时,恰当、有效地利用了国民关于日本资源稀缺的心理。当然,这仅是强调教育的一个侧面。在日本的机场、火车站、宾馆和饭店,都有许多关于垃圾分类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宣传材料,餐厅也有类似的宣传招贴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以引导、帮助外来者对废弃物合理分类和投放。各地方自治体编印教育读物,学龄儿童从小就要在校学习废弃物循环利用知识。通常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校要组织学生到废弃物处理现场参观见习。废弃物处理现场如垃圾焚烧发电厂、填埋场等,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场所,不仅宣传、教育设施一应俱全,还展示小学生写的见习感想。一些地方还设有垃圾分类日。通过持续和潜移默化的教育,日本年轻一代不仅对废弃物有了正确的认知,同时也在影响他们的行动,促进了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成功和可持续运作。 (四)、强调市民参与。各城市自治体在制定环境相关法律、计划时,或者是在许可建造废弃物处理设施时,都需要邀请市民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征求意见。只有市民参与制定的法律和计划,市民才有意愿遵守和执行,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和计划。根据法律,市民可以申请组成类似于非政府组织的市民自治体,宣传、推广废弃物循环利用知识和家庭简单易行的再利用、资源化方法,或者是直接开展废弃物回收。市町村则给予一定的补助,免征一切税收。志愿者也可以参与市民自治体活动。在日本,尽管家庭排放的废弃物占比不到27%,但普遍认为,市民参与是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成功的关键。 (五)、强调环境管理。日本废弃物管理理念先后经历了从公共卫生、传染病预防向环境保护,再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并重的转变。目前,日本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尽管强调资源化,但并没有放弃或放松环境保护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资源节约利用促进废弃物排放的减量化,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总体上来看,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开展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双重目的。 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中,日本强调环境标准主要有三类手段:一是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包括投放地点环境保护标准和最终处置的排放标准等。废弃物循环利用要平衡其技术经济的合理性,最终必然要产生少量无法利用的垃圾,填埋或向空气、水系统中排放。日本新建的废弃物处理设施,执行比国家或地方标准更为严厉的环境排放标准。二是资格许可制。从事废弃物收集、运输、加工处理的企业、设施、重要工具如车辆等,均需向环境部门申请准入资格,获得许可方可投入建设或运营。三是全流程链条式管理。环境部门不仅便于实施可追溯的全过程监管,也便于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三、对完善我国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几条建议 近年来,我国加大循环经济工作力度,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社会废弃物回收体系,促进各类废弃物的资源化,对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促进“两型”社会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很多。尤其是,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不断深化,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均和生活废弃物排放总量都将呈增加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重心日趋转向实现“包容性增长”,既要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营造和维持良好城市环境的愿望更加强烈,加快完善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压力也在空前增大。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对完善、高效的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相比,我国的差距还很大,因此学习、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我认为当前我们要注意抓好如下几个环节: 第一,要加大对城市废弃物处理和环保的宣传教育力度,用群众容易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唤醒全民的环保和资源再利用意识,教育全民关心环保事业,引导和逐步把这种关心、关注变成公民的自觉行动和生活习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 第二,要理顺城市废弃物管理体制。城市废弃物类型多样,由于涉及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诸多领域,既有建设部门管理,也有环境部门、环卫部门、卫生部门甚至城管部门在管理,商务、工商、发改委和公安等部门也在部分环节负有管理责任。不仅各城市管理体制不同,针对同一种废弃物,同一城市通常也有多个部门在管理,事实上形成了龙多不戏水的局面。这是与日本由环保部门统一负责废弃物管理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明确不同管理部门的权责,实行权责明晰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建立以城市为主体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至关重要。 第三,坚持立足国情,立足可操作性,加快建设和完善我国现有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学习借鉴不是全盘照搬,必须把国情和可操作性作为建立我国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第四,围绕减量化和资源化,针对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薄弱环节,加大工作力度。资源化是日本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与日本不同,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结构具有较强刚性,需求结构以物质产品为主导,经济增长对物质消耗强度高、对污染排放强大的产品的需求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要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不仅要大力促进废弃物资源化,提高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同时还需要从源头入手,实现生产和生活环节的物质消耗减量化,减少废弃物产生,从而降低废弃物收集、运输、分类处理、再生制造等各个环节的二次资源和能源消耗。 第五,充分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环保组织、废弃物循环利用相关企业和市民参与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积极性。日本的成功经验离不开市民参与。建设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由于国情不同,我国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独立承担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重任。我国不仅要倡导市民参与,更离不开各地区、各部门、环保组织和相关企业的大力协作。要改善传统的向市民、环保组织和企业征求意见的参与方式,应从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环节就吸收利益相关者参与,积极探索扩大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对各地区和各部门而言,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环节应体现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于调动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只有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合力,才能共同促成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完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201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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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光明副秘书长在2013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上的讲话
韩光明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西班牙毕尔巴鄂 尊敬的主席先生: 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位市长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和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对论坛主办方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和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承办方毕尔巴鄂市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会曾于2011年应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邀请,派代表出席了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并与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共同举办了“2011中新城市发展论坛”,收效显著。   很高兴再次应邀出席今天的论坛。首先,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我所在的组织。是中国从事民间外交事业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以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工作宗旨,目前已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近500个民间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的姐妹组织,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受国务院委托,负责协调管理中国的友好城市工作。从1973年我国天津同日本神户缔结了第一对中外友好城市关系开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与五大洲131 个国家建立了2006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友好城市已成为中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地方政府开展包括城镇化在内的各领域合作的主要渠道之一。   下面,我想就今天论坛的主题“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共同的挑战与解决方案”,结合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具体情况谈几点想法。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看,一国要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城市化。在中国,城镇化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率大幅提高。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2002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温家宝总理在2013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过去5年工作时也提到,5年来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中国已经告别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二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形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1978年至2010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不足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18%左右的人口,创造了4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全国有3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13个,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三是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人居环境逐步改善。“十一五”期间,城市道路长度从24.7万公里增加到29万公里,城市公交专用道从无到有,建成投产3726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从52%提高到82.3%,人均住房面积从26.1平方米提高到31.6平方米。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扩大了城市人口容量,提高了城市现代化水平。   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确定的奋斗目标是,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更加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城市发展可持续性的挑战。土地、水、能源等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中国人均资源能源都相对匮乏。同时,城镇化的低密度化倾向比较严重,城镇空间增长快于城镇人口增长。城镇化进程中占用国土空间过多,耕地减少过多过快,不仅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也威胁到国家生态环境安全。   二是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挑战。中国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东部一些地区人口资源矛盾加剧,中西部许多地区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群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并存,中小城市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偏小,集聚产业和人口能力有限。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既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间的矛盾。   三是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挑战。由于城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薄弱,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2011年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改革措施,逐步改变这种现状。   四是城市治理能力的挑战。随着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却难以适应,未能同步提升。近年来一些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事故灾害等问题,对城市治理能力形成新的挑战。同时,从规划、建设和运营等环节创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模式,也对城市政府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目前国际上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5%,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95%左右,美国是97%。与他们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中国政府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加大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问题,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当前,世界城市发展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而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更是以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向前推进。从我国的实践经验看,城市在使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就业困难等严峻问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打造宜居城市是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我们亟需找到新的模式来推进未来城市的发展,而以国际视野借鉴世界智慧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的召开,为世界各国城市相互借鉴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成功经验,探索新的城市发展道路,增加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力提供了重要平台。我们非常乐意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在座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市长们学习您们的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愿意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和成长中的困难或烦恼。   为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谢此次论坛的各位主办方,感谢承办此次论坛的毕尔巴鄂市政府和所有为论坛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能够利用这一平台互通有无,加强合作,携手共进。   借此机会,我还想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中国长春市举办主题为“转方式、调结构、谋发展”的中国国际城市合作论坛,我们热情邀请各位市长前来出席此次大会。最后,我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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