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工作部  王薇 民间外交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中国诞生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阐述或寄语过民间外交事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世界人民的“中国观”正发生着微妙变化。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加深的当今社会，我会致力的民间外交事业应担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一方面来自我们工作内容的纵深拓展，另一方面来自我国其他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 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概念辨析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但笔者认为两者不存在矛盾和竞争关系，公共外交更多的是按西方学术语境对以往概念进行整合，民间外交既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外交的有益补充。]）组织的竞争压力。因此，要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核心在于如何提高我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除外语能力以外的“软实力”。其中，跨文化交流能力应当成为我会民间外交工作者的核心竞争力。 一、什么是跨文化交流学 （一）背景和概念 跨文化交流学[ 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尚没有统一的译名。一门新学科建立时，由于研究学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在选取译名时亦受到自身学科影响。因此，具有语言学或外语教学背景的学者译为“跨文化交际学”，具有传播学背景的学者译为“跨文化交流学”，具有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学者译为“跨文化交流学”等，本文选用“跨文化交流”这一译法。]（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一门新兴学科，50年代起源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戏剧性地“填补真空”，以超级大国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但却面临着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在国内如何缓和种族矛盾、加强性别平等及平息民权运动；在国外如何有效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美国在确立了“世界领袖”的国家定位和“干预主义”的对外政策后，向外国派出大批外交官和技术人员进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输出。但美国人很快发现，由于忽视跨文化间沟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频频遇到阻碍。很多驻外美国人并不了解或漠视当地文化，不仅无法与当地民众建立真正联系，还常发生误会、矛盾甚至冲突，那些发展援助项目不被当地人接受，美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传播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成立了外交事务研究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美国外交官和援外人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的培训课程。作为外交事务研究所的专家，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于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指出过去人类文化学者只研究单一文化的缺陷，并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交流”这一概念，探讨了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以及文化间接触与沟通的新研究方向。霍尔也被公认为“跨文化交流学”之父。他提出“文化即是交流”。[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2页。]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人，跨文化教学学的定义被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流的过程。 （二）历史和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陆续有很多跨文化交流学著作问世。据1983年统计，17.8%的美国大学至少开设一门跨文化交流学课程。在欧洲该学科起步稍晚，总体而言，与语言学的联系更密切。在前苏联，跨文化交流学主要体现在其国情语言学方面。[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11-14页。]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我国对外交往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交流学科，但最初重点应用于外语教学。 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关注。如何解释和分析非西方的日本文化对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成为了西方跨文化交流学者研究的新领域。跨文化交流学也开始摆脱“美国中心”，转而研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亚洲文化（更准确的说是东亚文化）。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深入，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内容也更为多样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分析、多元文化主义的现状与前景、对现代性的反思、民族与宗教背景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等等都被广泛关注。西方学者还借助政治哲学的理论对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一）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上看 历史表明，跨文化交流学的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化和大国崛起规律具有内在联系。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前者的崛起催生了跨文化交流学的产生，后者的强大拓展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西方跨文化交流学者越来越关注的研究对象。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谈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讲话。]，“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就在我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一些西方国家在媒体上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等，这往往让很多从未到过中国，只依靠西方媒体获取信息的西方普通民众对华产生疑惑、误解、偏见甚至厌恶。近年来我国政府虽然借助很多外宣手段谋求改善我国国家形象，但不少措施收效甚微，这其中很大程度是由于不了解其他文化[ 此处的文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狭义概念，而是指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广义文化概念。]造成的。跨文化交流学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民间外交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有效地展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其根本在于“维护国家利益”[ 李小林会长2009年12月19日在《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民间外交工作者若能掌握一定的跨文化交流知识和技巧，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工作成果。 （二）从民间外交的特点上看 民间外交具有工作对象广、领域宽、内容杂等特点，看似简单，做深做实不易。民间外交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柱，这往往导致工作的简单重复或因循守旧，只有“量”的累加，少见“质”的飞越。而跨文化交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民间外交工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其理论来指导工作实践。比如我们工作中经常涉及的中外学生交流，这一概念正是由德国跨文化交流学者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sander Thomas）提出的，最初被实践于德国和法国的中学生交流，目的在于促进法德和解，从而维护欧洲乃至世界和平。“学生交流”是一套具有理论指导的跨文化交流和文化比较模式。若能对相关理论有所了解，就可以更有的放矢的制订交流计划，可使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 此外，作为民间外交工作者，应当对跨文化交流学中常见的文化定义、语言交流、非语言交流、文化差异意识、种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研究、跨文化冲突研究等有所了解和学习，只有具备了深厚的理论积累，才能使我们不仅能做民间外交工作的勤务兵，更能成为民间外交事业的思想者、塑造者和创新者。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菊与刀》即采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日本的文化模式和精神实质进行了分析。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跨文化交流学者，该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从未到过日本的情况下撰写了这本对战后美国对日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书，可见其根底之深，亦可见理论之重要性。因此，掌握一定的跨文化交流理论可以使我们对民间外交实践案例进行整理、分析、评估，从理论梳理过的实践中可以提炼出有益的思想和观点，有利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对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情势进行分析和预判，进而为我国外交政策建言献策。 最后，作为交叉学科的跨文化交流理论与材料来自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学习跨文化交流学知识本身对提升民间外交工作者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也大有裨益。 （三）从应对竞争挑战上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对外交流的渠道日益扩宽，民间外交领域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近年来由于社会各界对公共外交的广泛关注，相关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面对来自其他机构的竞争，我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分析我国其他公共或民间外交机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种：一政府部门，隶属党政机关，实力强但灵活度低；二专业团体，从事某一专题的国际交往，专业性强但领域窄；三智库机构，学术性强但实践少；四纯民间或企业机构，目的性强但外交性弱。与上述组织相比，我会的优势不用赘述，但如何整合和发展我会的优势则应做深入思考长远规划。国家、企业或社会组织的核心在于人才。拥有一支高素质、与时俱进的人才队伍，才可以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屹立不倒。如前文所述，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受重视程度还不够。若我会能及时意识到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提高工作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将有利于提高我会工作人员的核心竞争力。 受篇幅所限，本文对跨文化交流学的培训方法不做细述。但通过广泛阅读学科著作、学习培训课程和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项目运作等都可以达到提高自身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目的。总之，只有认识到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才能在我会民间外交工作人员核心价值观即“爱国爱会、为国交友、敬业创新、和谐发展”的指导下，不断学习，积极创新，在新时期为民间外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秘书长  李利国 一、友城发展的总体状况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活动自1973年天津市与神户市结成第一对国际友城起，到2013年已走过40 周年的历程。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3年至1978年为第一个阶段，中国共缔结了6对国际友好城市，仅限于和日本一个国家，处于“起步探索阶段”;1979年至1991年为第二个阶段，结好城市发展到390对，扩展到许多国家，而且友好往来拓展到经济、文化、教育、人才培训等领域，进入“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各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友城工作取得了巨大发展。迎来了“蓬勃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我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404个城市与五大洲130 个国家的438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336个城市建立了1936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概括起来讲，国际友好城市活动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是我国地方政府外交和城市外交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重要载体。但是，我国国际友城活动开展的时间短，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友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国内来看，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国中西部地区友城工作发展较为迟缓。亟待加以研究和指导。从国际来看，与非洲、拉美、南亚、东南欧国家的友城关系发展缓慢，急需加强政策研究和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工作。 二、从审批管理转向服务指导 （一）转变管理方式，树立服务理念 近年来，我们一直把转变管理方式，树立服务理念作为友城审批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实现了从审批管理向服务指导的转变。积极满足地方友城工作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实地调研，解答疑问，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提高办案速度，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普遍好评。全年共审批友城结好申请134件。新缔结友城关系79对。向外交部、我驻外使领馆、有关部委以及地方省市等部分单位，提供友城工作资料及友城业务咨询。 （二）加强友城调研，推动西部结好 积极推动我国西部省市对外结好一直是友城工作的重点。深入基层对地方友城工作调研，是做好友城工作的基础，是推动地方友城发展的重要手段。2012年，我部到友城发展最为薄弱的贵州省、青海省进行了工作考察。期间分别同贵州省和青海省外办及地方外办进行了座谈，听取情况报告。深入了解当地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写出了考察情况报告。我们在对西部省区加强调研的同时，还积极为西部省区创造条件，牵线搭桥，加快办案速度。在今年上报的134件友城结好申请报告中，西部省区53件，约占总数的40%。 （三）推进友城办公自动化，实现工作效率质的飞跃 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友城办公自动化综合信息平台应用软件系统应运而生。该系统以互联网为依托，集信息收集、数据查询、统计分类等功能于一体，由16个独立软件构成，涵盖了友城管理工作的全部内容。如：申报审批登记、结好统计、出访来访、交流合作、分类指导、会费缴纳、会议报名、文稿征集、图片传输等。友城管理向信息化、科学化、标准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工作效率发生了质的飞跃。 继续推进网络信息化建设，实行办公自动化管理，全面建设科学的友城审批管理指导服务制度。继续加强对友城专职联络员和友城网站信息联络员的培训工作。几年来已对全国31个省份的450个会员城市举办五期友城“两员”（注：各省市友城工作专职联络员和网络信息联络员）培训暨工作交流会议，培训600余人。推动了办公自动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注重国内品牌建设，服务地方城市发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城市化率每年以1-1.5个百分点再增长。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0%。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60%。据统计，现在有695个城市。2874个县。根据这样的增长态势，城市化、国际化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11（首届）百城论坛是我面向地方服务地方推出的又一个创新品牌项目。本届论坛共有我国30省164个城市的代表、国家相关部委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以及马尔马拉市政联盟、斯洛文尼亚城镇市政协会、克罗地亚共和国城市协会、黑山市政联盟等国际友好城市组织代表共计300多人出席。 40余名与会代表围绕国际化与国际友城、城市化与科学发展、城市定位与投资导向、智慧城市与智能产业等专题讨论发言。本届论坛特别设立国际友城战略发展奖、城市科学发展奖、城市品牌建设奖、城市国际化推动奖，表彰在国际友城、科学发展以及城市品牌建设等发展战略方面有突出表现的省市。 论坛还举行了《展友城之翼 牵务实之手—— “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情况报告》与《世界与中国：2030城市化之路——从理念到行动》两本书的首发仪式。前者收录了获得“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 80对友城的交往材料；后者集合国内权威城市研究专家的观点，研究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及趋势，解析城市现状和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方向。 2012年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百城论坛”。这一品牌是专门为地市级城市的市长和外办主任所提供的一个交流平台。此项活动已得到越来越多城市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参与。今年的会议主题是“新环境、新方向、新举措”，共有来自全国28个省、100多个城市的政府及外办领导、相关部委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300多人与会，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百城论坛的举办，对于我国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百城论坛的着眼点与着力点在于发挥引领、整合、推动三种作用。一、落实“十二五”规划城市发展战略，创新城市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城市发展方向；二、整合政府、信息、管理、媒体、研究机构等社会各方资源，传播城市文化，促进地方城市经济社会建设；三、推动城市外交，促进城市区域性、国际性的城市合作，推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事业的发展。 （五）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举办国际友好城市会议 2012年7月，我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2012广西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大会”；9月与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在厦门市共同举办了“第九届中国（厦门）国际友好城市市长论坛”。本届论坛主题是：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和谐、共赢、创新。来自20几个国家的300多位嘉宾代表出席论坛。10月与杭州市政府共同主办了“2012杭州国际友城市长峰会”。本届峰会的主题是“城市与休闲”。来自20余个国家的近百名外方代表出席了本次峰会。11月与无锡市人民政府共同在无锡举办的第六届无锡市国际友城交流会，全国友协冯佐库副会长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另外，还应地方外办邀请，分别出席了青海西宁市、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和云南省普洱市等地的国际友城活动。 三、推动友城国际发展，促进友城务实合作 　　　　 （一）注重国际品牌建设，服务总体外交大局 要加强战略思维，注重品牌建设，在我国总体外交的框架下，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多边交流合作论坛平台。    目前，在国际品牌建设方面，我们已建立起两年一届的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品牌。 2008年我会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来自35个国家的77个省、州、市及外国地方政府组织、姐妹城协会领导人、友好人士以及我国30个省50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和友城代表约500人与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中国国际友好城市活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并积极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 2010年我会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与会各国主要代表并出席闭幕招待会。来自47个国家的427位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组织、友好城市组织和友好协会代表出席大会。本届大会首次设立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评选出22个国家的80个省州和城市，表彰他们长期以来在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2012年我会在成都举办第三届国际友城大会。来自49个国家的95个外国城市、90个中国城市的代表，共计720余人出席了本届大会。出席大会的中方领导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会长李小林、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市委书记黄新初、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等。外方领导主要有：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汤加王国公主卢帕坡乌·图伊塔。戴秉国国务委员为大会发来致辞，路甬祥、李小林、普罗迪、图伊塔分别在开闭幕式上致辞。 大会以“幸福城市，绿色生活”为主题，围绕城市国际化发展战略、城市转型与跨越发展、城市定位与投资导向、城市的应急救灾、城镇人口老龄化等五大议题交流经验、分享成果，以期加强中外友好城市间的对话与了解，继续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友好城市的共同发展。43位中外方代表在议题上发言。与会代表一致通过2014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将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大会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方针，得到了我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已发展成为针对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最具影响力的专门性、国际性会议之一。 （二）建立中美省州长机制，促进友城务实合作 2011 年7 月，与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成功举办了首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共110 人出席论坛，美方共有24 位州长出席论坛。论坛以“加强中美地方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围绕“双边贸易与投资”、“新能源产业开发与合作”、“环保领域合作”、“教育合作与青年交流”4 个议题展开。代表团主要成员在盐湖城出席了近40 场活动，与美州长进行了务实交流，与美工商、教育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胡锦涛主席发来贺信表示，中美建交32 年来，两国的地方间交流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双方在贸易、投资、能源、环境、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扩大，前景广阔，不仅促进了两国地方的发展、繁荣，也有力推动了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中美省州长论坛的成功举办和持续发展，将在两国地方间架起新的合作桥梁，成为深化两国人民了解友谊新的交流平台，并为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论坛期间，四省政府及企业积极推动与美经贸联系，加强双方在友城、能源、环保、科技、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签署了28 项合作协议、合作意向书或备忘录，协议金额约32 亿美元。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建立，开创了两国地方政府间务实合作的新渠道，有助于巩固和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是两国战略对话的一个重要补充。论坛将两国地方交往由“点”发展到“面”，将原先单个的需求连接起来，既整合了资源，节省了时间和成本，又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堪称两国地方交流史上的一个创举。 （三）配合官方外交，建立金砖城市论坛机制 首届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于2011年12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这是友城国际化发展战略创新发展的又一重要品牌项目。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四国驻华使节、论坛牵头机构负责人、友好省、州、邦、区、友好城市、地方政府及企业家代表78人，来自中国31个省、区、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代表129人、企业家代表117人，共300余人出席论坛。 论坛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的配套活动，以“展望未来，共享繁荣，发展友城，推动合作”为主题，围绕粮食安全、金融危机、城市发展与低碳环保、能源战略、文化交融五大专题展开讨论，交流经验、分享成果。论坛还举行了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推介会。论坛获得了圆满成功。我会正在积极考虑2013年适当的时候在我国某省市举办第二届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事宜。 （四）积极推动实现与印度缔结友城零的突破 为推动实现与印度缔结友城零的突破，我多次拜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官员协商与印度缔结友城事宜，并通过我国外交部及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向印度外交部表达了我国地方政府和城市希望与印度地方政府和城市缔结友好城市的愿望。目前，印方正在积极准备出台关于缔结友好城市的法律条文。我们通过我国外交部一向印方提交了第一批签署中国与印度友好城市意向书名单。 　　（五）继续深化中日韩地方政府交流机制 2012年7月，第十四届中日韩友好城市交流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120个地方政府近300名代表与会。 大会自1999年起在中、日、韩三国轮流举行，至今已成功举办14届。本届大会主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共促友城发展。三方一致强调大会不仅有利于三国地方政府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也为三国地方政府间开展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为三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发挥积极作用。10位代表围绕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旅游业发展、地方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交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共同关心的话题结合实例介绍了各自经验。第十五届大会将于2013年在日本富山县举行。 （六）加强中非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 2012年5月，我会与乌干达地方政府部在乌首都坎帕拉联合举办“第九届中非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研讨会”。来自中国的6个省和自治区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乌干达20余名市长及乌地方政府协会、旅游协会、商会等相关机构代表出席研讨会。中乌双方强调都强调了加强地方政府交流的重要性，并就“利用特色资源，发挥产业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这一议题进行了探讨。 四、友城发展的总体目标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我国国际友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营造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环境，使友好城市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国家外交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未来10年我国国际友城发展的总体目标如下： （一）不断扩大我国友城发展数量，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争取到2020年，我国友城数量比现在翻一倍，超过3000对，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据统计，目前美国与世界各国城市接好数量约为2500对；日本约为2200对。 （二）不断提高我国友城发展质量，深化我国友城在双边、多边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全面提高我国友城可持续发展水平，争取到2020年，接近世界先进国家水平。努力实现国际化城市和城市国际化目标。目前发达国家友城间已在进行诸如生态城市、智能城市、数字城市等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 （三）不断完善友城发展国内布局。继续大力促进我国东部沿海省市国际友城的发展，进一步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国际友城的发展，使我国友城发展形成以东部带动中西部地区国际友城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 （四）不断完善友城发展对外布局。继续巩固加强与周边近邻国家的友城关系，发展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友城关系，要重点推动与拉美、非洲、南亚、东南欧国家的友城关系，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态势。 大力发展国际友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勇于开拓，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国际友城事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卞  庆  祖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的这一事实，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在认知感受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猜测或判断。如何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的和平发展、科学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对我们的民间外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欧美智库对社会舆论和民意的影响力，多做他们的工作有助于外部世界全面客观看待中国。 1、欧美国家智库在内外决策和舆论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又被称之为思想库（Think Tank），通常被人们视为国家的“智商和大脑”。他们是指由专家学者组成、为决策者在军事、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和策略的研究机构。欧美智库兴起于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内政外交中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大。全球约有6600多家智库，遍及182个国家，其中60%分布在欧美国家。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鼎立”。在一些国家，媒体掌控舆论被学者称为第四政府。由于智库影响扩大，而视为第五种权力。相比欧洲国家，美国智库起步较晚，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最快，现有1800多家，跃居世界首位。在美国，学术界和政府之间还有人员“旋转”交流的传统。不少著名学者经常在政府和智库之间交流任职。最典型的是，国际学术界“大人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结束了布什政府的国务卿生涯后，也进入了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当然，美国有这样一批在高官和学者之间交流任职的“旋转人”。 西方国家的媒体受意识形态和其新闻价值观的束缚，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激进片面，负面居多。报道时有失实，常误导公众,对社会舆论的消极作用明显。要说服他们改变其观点的难度大，即使是要其客观看待中国也不易做到。 而欧美国家的智库和学者，长期跟综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掌握情况较全面深入。他们政治倾向有异，一般都强调自已“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的各自定位。美国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都是保守的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则具有自由派倾向。但作为一个整体，欧美智库的立场观点，相对客观理性，可信有说服力，政策建议也较为平衡。他们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出版书刊和举办研讨会等多样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欧美智库对官方的对华政策有影响，有时甚至“举足轻重”，在社会舆论和民意等方面的正面作用也不断增大。布热津斯基最近在肯定“中国成功”的同时，虽表示对“中国在亚太被孤立”的担忧，但他建议美国不要参与任何同中国可能发生冲突的事件，也不参加任何反华联盟。美国学者李侃如呼吁，奥巴马政府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对“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 总之，长期来，美国“知华”的智库和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在发展中美关系和促进两国合作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于智库和学者的存在，少了一些极端成分。即使是在目前低迷的中日关系中，也还能听到日本学界有头脑清醒和理智的人在发声，推动日本对华理性舆论的兴起。 2、要借力欧美国家智库，向国际社会全面客观介绍中国 目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变革深化，国际环境比前更复杂，不确定和未知因素更多，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总体实力增强和国际影响扩大。随着全面崛起，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判断不出现太大的偏差。中华民族在遭受世界列强一个多世纪的侵略和凌辱后，扬眉吐气，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努力发展经济，为世界繁荣进步做贡献，理直气壮。 但是国际社会的感觉与国人不太一样。尽管我们明白无误地表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主张和理念，但世人是否认可和接受则是另一回事。国际社会看待中国，焦点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如何解读中国快速崛起和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在这问题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知感受的差别，已成为我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重大挑战。例如，一些国家感觉中国咄咄逼人，而国内有人则认为对外软弱。现在，不仅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存有嫉妒、焦虑、防范等情绪，而且不少中小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也对华疑虑、误解。新加坡的李光耀在其一部新作中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现在，不仅外国的官方和政要，而且有些国家的民间社会也表现“心态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树大招风”，成为了“众矢之的”。因此，我们要正视直面内外认知差别的问题，除了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不良情绪的外部原因，还要自修内功，研究对策。否则，活动规模再大，报道再密，翻译的外文再多，也不一定意味会有中国好形象，也可能仍不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 中国在寻求有利国际环境的努力中，需要更积极主动，更深入地溶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的思维要调整，方法需继续创新，要用外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西方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诉说中国故事”，对活动的效果要有反馈，及时进行评估，不断调整实施办法。 民间外交对国际社会做工作，不仅要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且也要动员各国有影响、对华相对客观的团体和力量参加进来，组织中外精英人士进行双向性交流和对话，增进了解，降低在官方场合误读或误解的可能性。欧美国家智库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可以在对中国的判断上“扮演角色”。多做发达国家智库的工作，发挥“知华”学者和专家的作用。向他们提供信息使他们言行对中国有利，争取他们客观介绍解释中国情况，发出冷静理性及观点平衡的声音，使各国社会公众得到多种信息和听到与一些戴有色眼镜媒体不同的观点说法，减少偏见和消极印象。 总之，借力欧美智库，争取影响官方决策和培育民众对华的好感。多年来，我会与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基金会，卡特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过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等各类国际关系的研讨会。这些活动都产生了良好正面的社会影响和效果。

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之际，外交部组织召开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藉以隆重纪念新中国的缔造者、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这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新中国外交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他的外交思想和战略策略丰富多彩。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向身体力行，广交朋友，珍视与发展同国际友人之间的友谊。新中国诞生前后，毛泽东将他的国际活动的实践经验不断归纳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人民外交思想，并且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中国民间外交的蓬勃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我们谨就毛泽东同志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大决策这一专题作一初步探讨。 毛泽东民间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历史传统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地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这场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早在一九三四年初，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为哲学基础，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要想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这个民众不仅包括几万万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而且也包括国际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主席又强调指出，国际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国际友人的作用，并且亲自做交朋友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工农红军历经艰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顾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和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赴陕北苏区采访。在历时四个月的采访过程中，毛主席多次与斯诺促膝长谈，并且把许多红军的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介绍与其相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精辟见解，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赢得了斯诺先生的崇高敬意。他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的长篇报导。这是一部震撼世界的名作。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读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誓作旧世界的叛逆者。毛泽东曾经向干部推荐，这是一部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他还写道，在这些老资格的“赤匪”中，有许多位，是他在中国十年以来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 毛泽东与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的友谊，是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做好国际友人工作的一个光辉范例。一九三八年一月，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漂洋渡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三月底，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窑洞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了三个多小时。不久以后，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并电告聂荣臻司令员予以照顾，同意“白求恩任军区卫生部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白求恩大夫不幸因公殉职。毛主席闻讯后非常悲痛。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隆重追悼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书写挽联。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作了高度评价。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为首家以国际友人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延安。在形势很险恶的情况下，毛主席仍然从容不迫地接待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毛主席在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他说“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在戎马倥惚，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毛主席在延安接待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外国记者和来宾。尽管美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扶蒋反共，但毛主席始终注意把美国政府的意旨和一般工作人员区别开来。他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象谢伟思这样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也为之感佩。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做好国际友人工作的大量实践活动，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同情，团结了象史沫特莱、斯诺、海伦·斯诺、斯特朗、罗生特、艾黎、马海德等一大批真诚的朋友。他们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为之贡献了毕生的心血。有些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希伯等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诞生之前所从事的大量国际友好的实践活动，形成了新中国的民间外交事业的优良历史传统，同时，也为新中国的人民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的民间外交及其重大决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目，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外交史。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的外交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建国初期，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站稳脚跟，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然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是相当严峻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奉行敌视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阻挠一些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爆发后，它又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在军事上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等方面对我国实行包围，在经济贸易方面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扼杀新中国。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的外交决策。 到一九五〇年十月止，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18个。按时间顺序排列，它们分别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此外，还有英国、挪威和荷兰在与中国举行建交谈判。西欧、南欧的大多数国家均与新中国处于未建交状态。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则是同我国极少往来的空白地区。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巩固政权，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国际的持久和平，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成为新中国外交的迫切任务。 由于建国初期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多，政府的官方外交活动区域相对狭小，因此，民间外交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显得相当突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外交形式。正如周恩来总理后来阐述的那样:“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新中国的外交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在建国初期为民间外交工作的蓬勃开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经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准，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以及来自意大利、苏联、朝鲜等国家的朋友共一千多人，在首都北京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林伯渠同志致开幕词，朱德等同志发表讲话。出席大会的有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许德珩、徐特立、陈毅、薄一波、黄克诚、张云逸等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还有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夏衍、梅兰芳、许广平、陈嘉庚、邵力子、周建人和戎冠秀等一百多名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和劳动英雄。林伯渠在开幕词中指出：“在北京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它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这个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是坚决拥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他接着说：“大家应该记得，毛主席在他有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历史文献中告诉我们，‘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今天举行这个大会，就是在拥护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之下，对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决议的热诚响应。” 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简称“和大”。在“和大”成立初期的三年内，我国派遣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派往德国、奥地利参加反细菌战展览会和国际科学委员会，共计27次2096人。接待了来自54个国家的外宾共计1041人到我国参观访问。“和大”通过广泛的国际交往活动，有力地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在世界各地结交了许多有名望、有重要影响的人士。如英国的约翰逊教长、费尔顿夫人，法国的法奇、柏蒂将军，加拿大的文幼章，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作家阿马多，古巴诗人纪廉，日本的西园寺公一、松本治一郎、高良富和帆足计等人，印度的森德拉尔（后任印中友协主席）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等等。这些著名人士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成为向世界人民宣传和介绍新中国的先躯者，有些人士还成为所在国家对华友好组织的发起人。 成立中苏友协、中缅友协和中印友协等对口友好组织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宋庆龄从上海致电周恩来、郭沫若，同意领衔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同年十月，正式成立以刘少奇为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七人为副会长的中苏友好协会。一九五四年，中苏友协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会长，沈雁冰、李四光、马寅初等知名学者、科学家当选为副会长。中苏友协是我国民间外交体系中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对口友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继中苏友协成立后，一九五二年五月，又成立了以郑振铎为会长的中缅友好协会和丁西林为会长的中印友好协会。一九六〇年三月，成立了以楚图南为会长的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同年四月，在北京隆重成立了中国--非洲友好协会，迎来了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一九六三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使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发展到半官半民的阶段。到六十年代中期，各种对口友协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个，成为连接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一座座重要桥梁。 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了以张奚若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自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外交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与各国半官方人士，如国会议员、政党领袖以及退休的高级党政领导人士的友好交往，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政界人士进行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条重要渠道。 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一九五二年五月，成立了以南汉宸同志为会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的成立，为我国同一些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民间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效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 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 一九五四年五月，成立了以楚图南同志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即的前身。对外文协成立后，大力开展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派出各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艺术团体往访于世界各地，展示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足迹遍及欧洲和亚非拉美各国。随着对外文协的国际交往面的不断扩大，其工作面亦随之拓展，一九六六年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期间，民间外交受到严重干扰，对外文协的工作曾一度陷于停顿。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对外文协于一九六九年恢复活动，并正式改名为。一九七二年五月，“和大”与对外友协合并，大大地扩展了的工作范畴。成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以上民间外交团体成立后，邀请和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和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到我国访问，并派遣各种代表团往访，加上大力开展民间商业贸易活动，使新中国的民间外交从起步阶段就具有了和平与建设并行发展，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两翼齐飞的鲜明特色。 在开展民间外交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毛主席、周总理很注意行业和专业对口，“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以加强交流效果。我国的工会、青联、学联和妇联等群众团体贯彻执行了这一指导思想，在多渠道，多领域开展民间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友谊、团结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在建国初期的短短五年时间里，新中国就完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战略部署，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拥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痛心的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崭新时代。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战线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交映生辉的新局面。 民间外交的空前盛况 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民间外交的组织建设。在五十年代，党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领导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指导和协调各民间外交团体之间的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尤其在人员的配备方面，给予民间外交团体大力支持。一些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亲自担任民间外交团体的荣誉职务。一大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知名人士、艺术家、社会贤达都纷纷参与民间外交工作，贡献了他们的知识和力量，功勋卓著，成就斐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以各种方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用实际行动促进了新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蓬勃开展。 新中国成立时，杰出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已年近九旬。他不顾耄耋之年，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身于保卫新中国的和平事业。一九五二年，白石先生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创作了巨幅图画《百花与和平》。一九五五年，他又以九十五岁高龄与我国十三位著名画家共同创作了巨幅彩墨画《和平颂》，将此作为给世界和平大会的献礼。他的这些传世名作受到各国艺术界的高度重视。一九五五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常务会议，一致决定将一九五五年国际和平奖金（五百万法国法郎)和一枚金质奖章授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获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约里奥-居里先生和世界各国朋友纷纷发来贺电，“对大师雄伟劲健而富有青春气息的作品，以及他热烈争取和平的活动，表示钦佩。”“和大”主席郭沫若在授奖仪式上致辞:“这奖金的授予，不仅是齐白石先生的个人荣誉，也是我国艺术界和我国人民的光荣。” 新中国以保卫和平为宗旨的人民外交的另外两个大型活动，是举行全民性的和平签名运动和要求五大国签订和平公约的签名运动。以和平签名运动为例：一九五〇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要求禁止原子战争的呼吁书开展签名活动。从五月一日开始到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开幕这一天为止，全国各地参加签名的人数共计两亿二千三百七十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五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参加签名的人包括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阶层和各种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民。这种盛况空前的签名运动，表明全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保卫新中国，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形势下，由宋庆龄、郭沫若等著名社会活动家倡议和发起，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37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代表，特别是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代表是冲破重重阻力才来到北京的，这次由“和大”等民间外交团体举办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从始至终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有力支持。对于打破封锁，使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的现实，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十年代，拉丁美洲共有20个独立国家，同我国都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改变中国人民与拉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隔离状况，毛主席、周总理提出了“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民间外交方针。仅建国后的头十年里，我国就邀请了十九个拉美国家的一千多人士来我国访问，其中包括作家、教授、医生、律师、艺术家、企业家、国会议员以及工会、妇女等各界知名人士。 一九五三年，李一氓同志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智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拉美的代表团。一九五六年，楚图南同志率中国民间艺术团出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四国。这个艺术团集中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云燕铭等我国久负盛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我国中央歌舞团的第一流舞蹈演员。这种大规模的艺术代表团在拉美演出，在中拉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次访问途中，有十位同志不幸牺牲。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以这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在拉美人民心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五十年代的人民外交及民间的频繁交往，为我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节节胜利，使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就把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增进中非人民的友好、团结、合作关系，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〇年，非洲41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位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领导人、爱国知识分子及工会、青年、学生、妇女组织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到我国访问。毛主席、周总理经常会见他们，进行亲切深入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四月，由我国17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发起，有20个全国性人民团体作为会员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在北京隆重成立。一九六一年春夏，刘长胜会长率领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西非八国。这是新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的国家最多，历时最长。在这段时期，另一支活跃的力量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它为声援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作了大量工作。随着非洲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中非人民友好之树也不断茁壮成长，根深叶茂。中非人民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成千上万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受中国政府和人民派遣，在非洲大地上同非洲兄弟一起，同心协力，建设有益于非洲人民的合作项目。同时，非洲人民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持的原则立场也一贯给予宝贵的支持。这种支持，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东方的面貌。作为领导并实现这一变革的领袖毛泽东，不仅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敬仰，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的威望，有如日月中天。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希望能够见到他，聆听他的教诲。对于外国朋友的期冀与希望，毛主席总是尽力予以满足。他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经常接见远道而来的宾客，体现了他对民间友好工作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在一次接见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时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他还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主席不仅经常会见远道而来的各国朋友，而且还多次出席我国民间对外友好团体举办的盛大群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声明，如《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和《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等等。毛主席出席并在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声明，体现了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体现了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心声，强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正义斗争，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谈话和声明，为新中国开展民间外交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毛主席关于开展民间外交的思想通过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外交实践得到最完美的体现。从整体上看，新中国人民外交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陈毅、郭沫若、廖承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光辉结晶。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经久不衰，成为国际外交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概念，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成功范例 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从根本上说，是紧密围绕着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外交总方针、总战略展开的，也就是说，民间外交为政府的官方外交服务。在贯彻党的外交方针方面，民间外交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贯彻落实党的外交总战略方面，民间外交具有很高的原则性和政策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民间外交与政府的官方外交有很强的互补性。再则，民间外交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对外交往中又具有多国别、多层次、亦官亦民、能上能下、机动灵活、形式多样等方面的特点。其最终目的是，对已建交的国家而言，能使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建立在牢固的民众基础之上;对未建交的国家而言，则能通过人民之间的频繁交往，为正式建交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使双边关系走上全面正常化的轨道。这一点，在对日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台湾，敌视中国，中日之间无法进行正常交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党和政府根据日本战后亟图发展对外贸易的需求，积极鼓励双方开展民间贸易活动，以推动中日双边关系尽快向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亲自接见来华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的日本朋友，向他们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正常交往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的展览办得很好，希望以后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政府间不好往来，还有别的渠道，还可以加强民间往来么。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日本民族也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团结互助。我们欢迎你们多来，多交往。”虽然当时的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对华政策，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遭受极大困难，但是，中日民间贸易这一渠道并没有堵塞，还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与此同时，双方的许多人民团体，包括一些党派先后建立关系。日本民间人士访华人数常常居各国来宾之首。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努力，两国政府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实现了中日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创造了国际交往中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成功范例。 七十年代初，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对美国开展以民间为先导的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大球，给当时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乒乓外交的成功，体现了我国民间外交的机动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在我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展友好城市工作，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我国民间外交方面的又一重大决策。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经与国内有关部门研究协商，起草了关于与日本建立友好城市问题的请示。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同意批发。同年六月和十一月，天津市与神户市、上海市与横滨市先后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周总理对国际上通用的姊妹城市这一名称作了修改，他指出:姊妹有大有小，而友好城市则是平等的。这一更改，体现了我国人民外交工作中重友谊、讲平等的原则，得到各方的赞成。从此，由周总理改定的友好城市的称呼，在我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省、州、市的友好交往中得到广泛采用。 友好城市工作，作为我国民间外交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经过七十年代的实践阶段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得到迅速发展。截止一九九二年底，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26个城市同56个国家的133个省、州、县、大区和319个城市建立了456对友好城市关系。此外，还有86对已获批准，待正式签署结好协议书，成为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国外开展半官方的、以及民间交往的一个主要渠道。 实践证明，友好城市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在起步阶段就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怀。长期以来，又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其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因是友好城市关系本身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的综合优势。这种优势，在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挥。 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地方政府之间、团体之间以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界之间的友好交往，促进了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不少城市已经出现了多层次的友好网络，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对华友好关系。在经济领域，友城工作有效地推动了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活动，促进了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加强了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它对于我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饮水思源，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从建国初期的规模逐步扩大到友好城市领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建立友好城市的决策是我国民间外交史上影响深远、具有远见卓识的一项重大决策。 实践证明，民间外交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民间外交领域的杰出贡献，远远超出了外交的范畴，它不仅对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以及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成，而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实践，将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载入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史册。 现在，我国人民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宏伟设计，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人民外交思想，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的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努力工作，进而为我国的四化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新的形势，也为我国民间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我会同世界9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对华友好团体保持、建立并发展着友好联系，并先后同150多个国家开展了民间友好活动。不久前又新成立了中埃(及)、中叙、中德、中韩、中马(来西亚)、中孟(加拉)等友协。恢复了中老、中越、中巴、中印四个对口友协的活动。我会同海湾诸国、以色列、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渠道也正在形成之中。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编后记：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外交部于1992年12月举办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我会组成课题组，就毛泽东同志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大决策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并向大会提交了这篇论文。为便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新中国民间外交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历史沿革，特刊登此篇文章。本文的执笔人为韩光明同志。

——韩光明在第三届公共外交论坛上的讲话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尊敬的韩震校长、文君书记: 尊敬的各位老师、外交界的领导和前辈们：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受李小林会长的委托，首先我谨代表和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向第三届公共外交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筹办论坛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自1965年由美国学者提出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在我国引起特别的反响。近10年来，公共外交才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坦率地说，我们这些长期在民间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最初在听到这个提法时，曾经感到一种困惑和压力。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官方外交”、“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提法，我们担心公共外交的新提法会对民间外交的历史地位造成淡化、对民间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作用造成冲击。 为此，我们认真研究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公共外交的特点，在结合我会民间外交工作的实际，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大会上提出的关于“要运筹好大国关系，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之后，得到了两个重要的共识：其一是中国的公共外交之所以在我国的外交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是中国快速发展并高度融入国际社会的使然和时代的必然；其二是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外交在新形势下不但不会过时，而且还会作为我国公共外交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想用四个“前所未有”来概括当年我国总体外交和公共外交面临的局面：第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崛起，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本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第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随着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对国际政治的知晓度、参与度和参与热情空前提高；第三是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类型的交流与合作、甚至是碰撞正在日益增多；第四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崛起对他们自身经济权威、话语权威、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运用公共外交手段介绍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误解、减少碰撞、增进友谊、化解矛盾，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外交部杨洁篪部长曾经在2010年3月明确指出：“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在不久前胜利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中央再次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社会各届的努力，使我国的公共外交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迸发了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个新生的事物仍然有诸多需要进一步努力和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历史起点看，我国的公共外交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外交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开拓创新，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从外交学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外交界还是学术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处在介绍和引进国外现有理论体系为主，在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和总结成功经验，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体系等方面还有待于作更多的努力。最近，我看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报告（2011/2012）》，这本专著具有系统的完整性、理论的创新性和实战的可操作性，读后令我感到深受教益。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国外交界和学术界有越来越多这样好的专著问世。 第二，从组织形式、战略布局和分工角度看，我国公共外交的资源整合程度较底，战略布局还不够完善，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机构很多，但分工协作的态势尚未形成，或者说仍处在一种各司其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局面。 第三，从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角度看，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参与主体和受众是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精英和普通群众。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群众是基础。但仅仅依靠政府去用官方的语言沟通，很难实现沟通效率的最大化和效果的最佳化。如何有效地配备公共外交资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实行有效沟通，并对实施策略、外交技巧和效果进行分析评估？如何更有效地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受众之中用对方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对国际上成功开展公共外交的案例分析？以及公共外交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经验尚有待于进一步积累。 总之，要想通过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来提升我国公共外交效能，实现更直接、更广泛、更有效地影响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展示我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需要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有战略思维的眼光；需要我们在继承我国外交事业的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总揽全局，把握规律，整合战略资源，在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工作方法的创新三个方面下功夫，使我们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更具有长远性、前瞻性、时代性和措施的全局性、系统性、可持续性。 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才能办出中国的特色，而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正是丰富我国公共外交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的最好途径。我想就此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和具体的对策建议。 第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要有中国的特色，必须继承新中国民间外交的优秀历史传统。 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民间外交有着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些优秀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明显的中国特色，为今天的公共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民间外交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以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访问延安为起点，创造了一个通过做新闻记者工作进而影响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光辉范例。直到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民间外交”也成为了我国外交界、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概念。  第二，办好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建国初期，为粉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敌视与封锁政策，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改变了单一以国家为外交主体的传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方式。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将新中国的外交归纳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1966年2月，他在论述党、国家、人民三者在国际活动中的关系时又明确指出：“我们的国际活动和对外工作有党、国家和人民三个方面，政府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外贸、外文、外经等等都是如此。这三个方面，党的对外国际活动，用政府名义的对外活动，用人民的民间的名义对外活动，它既有区别又有结合。在我看来，结合是主要的”。 1990年3月，江泽民主席接见我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时说：“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时，当时周总理首创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为国家关系的建立开路。后来大多数国家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既有官方外交，也有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不管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在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接见我会第十届理事会与会代表时，高度评价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要求全国对外友协在民间外交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公共外交中发挥骨干作用，在地方政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我国民间外交重要论述，形成了我国民间外交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使我国的民间外交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办好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必须不断开展体制机制创新。 早在建国初期，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政策，党中央就在我国民间外交的整体布局上做出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决策，如1949年10月2日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10月5日成立中苏友协、12月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52年5月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54年5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即今天的。也就是说，在建国初期短短五年的时间里，新中国就完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战略部署，形成了和平与建设并行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结合、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两翼齐飞的格局。建国初期的这些外交体制创新的决策，至今还在我国的总体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骨干力量。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民间外交的组织程度和制度保障比较完备，资源整合程度高，战略布局广，群众基础比较雄厚，公众认知度比较高。经过建国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全国各省市都建有地方友好协会，这些地方协会积极配合当地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我会密切协作，不断开拓进取，形成了友协系统的合力。 国际友好城市工作是我会受国务院委托负责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我国的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迅速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04个城市与五大洲130个国家的438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336个城市建立了1936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形成了我国地方政府和城市外交的大格局，拥有了广泛的地方政府参与度和广泛的群众参与度，形成了民间外交的特殊优势，中国城市与世界各国城市之间的民间外交工作形式和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青少年友好交流等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会在开展民间外交的体制创新方面一直没有停顿，先后成立了从事经济和人才交流的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中国友好和平基金会。近年来又成立了友好艺术交流院和经济合作委员会等等，目前还即将成立中国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在机制建设方面，近年来我会先后建立了中美省州长交流机制、金砖国家友好城市论坛等数十个交流平台，使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广，交流层次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为我国的总体外交和公共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第四，办好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 今年年初，我会李小林会长在谈到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的总体思路时，要求我们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我国的外交战略的基本布局，力求在战略重点上明确清晰；在战略谋划上力求系统长远；在战略措施上要力求切实有效；在战略策略上要力求以小搏大、事半功倍；在战略资源的配置上要力求实现更大的整体合力；在实现战略目标上要力求重点突出、有取有舍、整体推进。 她还特别强调，要想在我会民间外交的战略谋划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就必须在工作方式的创新上取得明显进展，要加强协作、勇于创新、打造品牌、立足长远。 为了鼓励大家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精神、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氛围，发挥典型创新项目的引领作用、促进我会民间外交的科学发展，我会目前正在开展民间外交创新奖的评比活动。其中“海峡两岸春节民俗庙会”、“中国欧洲民间友好合作对话会”、“美国艾奥瓦州友好代表团访华”、在周边邻国开展的大型公益活动“光明行”、“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与国际大型跨国企业联合在贫困地区开展的“彩虹桥工程”、“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加拿大省长联袂访华团”、“和谐世界—中国画家走进不同国家”等在今年实施的31个项目参加了创新奖的评比，竞争非常激烈。如果把我会持续开展的国际交流项目，如“实话实说代表团访美”、“中俄友好月”、“中美建交图片在中国各大城市和美国各州的巡展”、“国际友好城市大会”、“百城论坛”等创新项目结合在一起分析和评估，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呈现了对外交往层次高、影响面广、在拉近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感方面效果好等鲜明的特色，展示了民间外交的亲和力、灵活性、多样性和广泛群众参与度的特点。 以上我简要归纳了新中国民间外交的历史传统和传承、建国以来我国民间外交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在我们正在实施的项目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看，我国的公共外交与西方学者提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既有相同点和相似点，也有明显的不同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公共外交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而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又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的重要支撑点，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的拓展点。在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民间外交变得无足轻重或受到削弱。相反，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补充，其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民间外交仍然可以起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稳定器”、人民友谊的“播种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的作用，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变的情况下，民间外交还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总之，我国公共外交在新形势下的开拓发展，为民间外交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立足现实、发挥优势、谋划长远、趁势而上，的全体同志愿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与各兄弟单位和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共同把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谢谢大家！

卞  庆   祖 2013年1月27日 1，从“亲华”到“知华”是形势发展所致。新中国建立前后，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共同的信念成为国际社会“亲华”的原动力。人们熟悉的老一辈国际友好人士，大多同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建交前不少日本“亲华派”是日共党员或同情日共者。就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些外国对华友好协会中，还有共产党员的身影。然而，现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淡化，“亲华”的基础受损。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剧变，全球化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因素”突出，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举世瞩目。有国内学者认为，今天中国已是国际体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关注对象。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朝有利我的方向发展，很多国家不适应中国和平发展。中国“被强大”“被第一”的言论，更是带来了巨大心里冲击。因此不少国家从官方和民间社会，“心态失衡”。在一些世人眼中，当年“弱者”的中国不复存在。国际社会同情“弱者”者的，也大多烟消云散。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成为“众矢之的”。虽然人们不愿意看到此情景，但这是国际政治中的冷酷现实。所以，中国在上个世纪处于“弱”势，为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希望多出现斯诺式的“亲华”人物，为我说话。现在则有人议论培养基辛格式的“知华”人物，寻找发展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国际社会的“知华”力量，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对待中国。 2，中国现在更需要国际“知华”力量发声。当下，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但却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世界环境。在争取有利国际舆论环境、支持我和平发展的时侯，始料不及的是，不少国家不仅对华认知好感下降，而且对中国都有程度不等的嫉妒、疑虑、纠结、不信任、误解、焦燥、恐惧，甚至敌意等不良情绪。这一切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近年来日本社会的对华民意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今年1月22日文章说，“难以想像，1980年日本大约80%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有亲近感，而今天这个数字已降到20%以下”。这组数字的对比被解读为是“日本右翼政客对华强硬的底气”。不说同中国关系非常复杂的美国，就是远离中国且与我无结构性矛盾的欧洲国家，同样存在心态问题。据德国《世界报》2012年11月21日报道，很多德国人对中国持批评态度，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头等威胁，担心“未来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在这样的氛围下，国际社会有“亲华”的声音当然好，但是，中国更需要有冷静理性的“知华”力量发声，在平衡和公正地看待中国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美国，就有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批“知华”派。由于长期关心和研究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掌握情况较全面深入，他们虽然不完全赞成认可我政策主张，但其立场观点相对理性温和，政策建议也较为平衡。由于“知华”的智库和学者的存在，美国对华政策减少了一些极端成分。同时，美国“知华”派在对华社会舆论和民意等方面，也有正面的影响。在其它国家的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也有一些“知华”力量在发声。 3，广交、深交国际社会“知华”派是民间外交工作的任务。无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还是拓展中国软实力，我们追求的无非是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有客观了解和正确认知，也就是常说的“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当前形势下，“为国交友”，“广交朋友”，要具体化，多做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关心以及想要了解中国的群体和个人的工作，尤其是做各国社会精英人士的工作，广交、深交一批“知华”人物和组织，争取他们在一些基本和重大敏感问题上，客观介绍解释中国情况，发出冷静理性及观点平衡的声音，使各国社会公众得到多种信息和听到与一些戴有色眼睛的西方媒体不同的观点说法，增信释疑，减少偏见和消极印象。从而夯实对华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影响制约官方政策的消极面，促进积极面。争取国际社会“亲华”派是理想的目标，而在现实世界中培养“知华”人物和力量则是民间外交的任务，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当然，在任何时期，我们都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中的“反华”势力。                                                                                                                                                                                                                    

我会优秀项目入选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览网上展馆：  

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能参加国际动漫博览会，首先，我谨代表，对博览会的圆满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次博览会在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10天的展览，今天圆满闭幕，此次展会不仅为动漫产业搭建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也为动漫爱好者创建了一个享受动漫的节日。国内外数百家知名动漫企业的积极参与，让不仅仅是动漫迷们，甚至是之前不太了解动漫文化的人们也感受到了动漫的活力和热情。在此，我代表，感谢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感谢朝阳区的大力支持，感谢各国参展商的辛勤工作，也感谢蟹岛集团等承办单位科学的组织和优质的服务。        一直以来致力于促进中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动漫文化是全世界年轻人共同喜爱的文化形式，是政府大力支持的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博览会举办就是为了响应中央“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号召、同时结合我会“以文交友、以经促政、以民促官”的方针，借着动漫产业文化交流的平台和契机，让全世界动漫产业的朋友们欢聚北京、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在此我衷心的希望明年还能看到大家相聚在北京、相聚在蟹岛、相聚在动漫节，大家一起携手将北京国际动漫博览会逐步办成一个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品牌动漫主题活动，为北京市乃至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增添一个新的亮点！        谢谢。

韩光明 （2012年11月30日） 尊敬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 全国政协李蒙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董伟副部长 北京市文化局张文华书记 各位来宾，各位动漫界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国际动漫博览会（北京2012）”。受李小林会长的委托，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对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动漫作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喜爱，在世界各国都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同时，动漫作为一种大众性的文化载体，也承载着世界多元性的文化，在各国文化交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比如日本、美国的许多经典动漫风靡全球，正是由于它们都传递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        本届“国际动漫博览会”由联合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是北京迄今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动漫主题活动，主要目的是就为国内外动漫企业和从业人员搭建一个展览展销、交流合作和传递友谊的平台，也为广大的动漫爱好者带来一次全方位的动漫体验。        长期致力于对外友好，以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主要工作。在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和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博览会成功邀请到来自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动漫强国几百家知名动漫企业参加，参展企业带来的优秀作品不仅为本届博览会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而且也为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巨大的保障，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衷心希望本届博览会能够成为一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动漫主题活动，并能作为促进首都北京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品牌长期举办下去；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平台进行交流与学习，增进友谊与合作，共同享受一次动漫的欢乐嘉年华。        最后，我衷心祝愿本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北京2012）”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评介新中国民间外交开拓者楚图南先生 王楚光 二〇〇八年夏日于北京翠微西里寓中     楚老——楚图南先生，永远是我国知识界的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永远是中华民族名垂青史的文化精英。楚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学者、民主斗士、优秀的共产党人，而且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人民外交家。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有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是在为创建、坚持、发展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进行长期的奋斗，为中国人民的对外文化友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民间外交在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和延伸，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在英国的历史上，有位著名的政治家说的透彻：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永久的利益，这要成为英国外交的座右铭。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把外交工作放在国家事务的显要位置精心打理。当然，新中国的外交决不会按照英国人的思维逻辑行事，我们自有我国的外交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举世闻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外交工作，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按照这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全方位地展开外交活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而奋斗。 但是，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围堵和封锁，加之我国限于历史原因一度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官方的外交活动空间十分有限，迫切需要民间外交的配合与协助，以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支持。当年周总理就说过，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三者结合。因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王稼祥为主任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指导工会，妇联，共青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以及外交学会，体育总会，红十字会，贸易促进会等人民团体各展所长，在多个领域把民间外交蓬勃地开展起来，为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新中国走向世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外文协的创建与演变 在民间外交活动中，对外文化友好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活动空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庆祝对外友协成立五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外友协是推动我国民间外交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建国之初尚无一个专门从事这项对外活动的民间组织，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周总理的倡议下，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外交学会等人民团体联合发起，筹组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推选楚图南先生为会长，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楚图南会长的运筹与经营之下，对外文协的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获得了有效的拓展，为了适应新的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一九六六年四月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一九六九年十月又更名为（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协会两次更名，仍由楚图南先生担任会长，长期为我国的民间对外文化友好交流活动进行着不懈的奋斗。 深孚众望的楚图南会长 当年选择楚图南先生担任对外文协的会长和后来的对外友协会长，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已为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对外文化友好交流史所检验和证实。 楚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视野。新中国建国之前楚老长期在高等学府从事教学工作，除了授业育人之外，还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关注世界语的研究与推广，文化底蕴异常丰厚，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对外交往中，他可以和西欧的朋友探讨尼采的哲学和希腊的神话；可以和苏联及东欧的同志吟颂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可以和美洲的人士交谈他翻译为汉语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可以和日本及东南亚的近邻切磋孔孟之道和中国书法，以他的博学广交四方名流五洲高朋。 楚老具有出众的才华和人格的魅力。楚老风度沉稳，气宇典雅，处世诚信，待人热忱，与他交往过的中外友人无不感念楚老的亲切和友善，为他高尚人格的吸引力亲和力所折服。楚老不仅人品高雅，而且善诗词，精书法，功棋艺，通茶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典雅文人，他的这些优雅高尚的品德与修养，在对外交往中赢得了许多国际友人特别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朋友的尊敬与友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文学院院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著名文学家亚马多、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著名的日本友好人士井上靖和西园寺公一等世界名流先后都成了楚老的至交与挚友。 楚老具有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周总理有句名言：外事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从事外交工作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兢兢业业，锱铢必究。在这方面周总理堪称楷模，楚老紧随其后，做的也相当出色。八十年代楚老率团访问印度，原定会见印中友协会长，忽因会长亲属去世需急于料理丧事，印方要求将会见活动推迟举行，楚老立即表示理解和慰问，并命各位团员静心等侯，可是有两位团员却跑到旅馆花园内去荡秋千逗孔雀。楚老发现后，勃然动容，严肃批评：“友人家有丧事，不予分忧，反而喜形于色，怎么这样不懂事！”令人立即把他们叫回。知微见大，楚老在涉外活动中的严谨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楚老具有良好的历史记录和崇高的社会影响。楚老毕生追求真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是民主阵营的领军人物，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奋斗终生。早年从事地下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达四年之久，在狱中笔耕不辍，潜心学问，磨炼革命意志，感悟人生真讳。出狱后辗转回到故乡，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日寇投降后又和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李公朴教授一起勇敢地投入反内战保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行列，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险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谋害，深受民众之崇敬，也得到当时在滇的国际友人救助和支持。楚老的这部光辉的人生篇章，在对外友好交往中具有巨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凡是了解他的人生经历、热爱和平、崇尚自由的国际友好人士，无不感到由衷的敬佩。 总之，新中国选择了楚老这样一位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性情敦厚，阅历丰富，德高望重的知名文化人士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首任会长，真是慧眼识珠，为开展我国人民的对外文化友好事业寻觅到一位最优秀最合适的开拓者。 精心策划周密运筹 把民间对外友好活动逐步推向高潮 楚老就任对外文协会长以后，运用他的智慧和才华，借助他的社会影响，依靠各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和文学、艺术、戏剧、影视、学术、教育、出版、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文化人士以及民间艺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组建成有196位各界代表参加的对外文协全国理事会，同时选调了近百位外语干部和专业人才，组成干炼的工作班子。采用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学术交流和建立友好合作组织等多种文化友好活动手段，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和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展开了民间友好交往和丰富多采的文化交流活动，从建国之初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经过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打开了我国民间文化友好交往的局面，并逐步把这项活动推向了高潮，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推动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外文协首先关注的是与周边国家开展民间文化友好交往，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当年楚老安排组织的或亲自率领的我国民间的友好代表团或歌舞杂技等演出团体，先后遍访了朝鲜、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邻国，与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交了不少朋友。对于与我国一衣带水有着久远历史渊源当时尚未建交的日本，楚老则更为重视，先后五次访问日本，民间友好交往十分频繁。早在五十年代，楚老就以“民间文化大使”的身份，同日本民间或半官方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与日本政界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浅沼稻次郎、久原房之助、石桥湛山、中岛健藏、松村谦三、末川博、井上靖等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六一年楚老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拜望了许多文化、学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进一步为中日两国有计划地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为此，一九六三年楚老又代表对外文协与日中友协签订了年度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议定书。此后楚老还借纪念唐代高僧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之际向日本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一九六〇年根据陈毅同志的倡仪，邀请日本九段棋手赖越宪作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沟通了中日两国围棋界友好合作切磋棋艺的渠道。以楚老为会长的对外文协开展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对日民间文化友好活动，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促进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襄助和推动作用。 对外文协的活动视野，不仅限于周边国家，还注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民间友好交往，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对外友协的名义派出的民间友好文化代表团有上百个之多，足迹遍及五大洲。按照周总理提出的“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了解”的方针，楚老更是不辞辛劳，飞越重洋，远行万里，先后访问了西欧、北欧、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其中最为经典的是两次出访活动：一次是一九五五年楚老率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对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等五国的十七个城市进行的为期三个半月的访问演出，让新中国的古典戏曲艺术给北欧人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另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以楚老为团长的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南美五国之行。该团由当时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刘淑芳，魏啟贤等八十余位文艺工作者组成，带去京剧、音乐、舞蹈、杂技等多种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文艺节目，所访问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四国，都是与我国尚未建交对中国十分陌生的国家。但是，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活动多安排在像南美最豪华的科隆大剧院之类的高级演出场所进行，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共演出一百余场。由于中华文明和东方艺术的无穷魅力，几乎每场演出都产生轰动效应，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社会名流，都为新中国文化使者的精彩演出所倾倒，引起了对远在万里之遥的新中国的好感与想往。同时，楚老还率领艺术家们拜会各国的文化名流、社会贤达、政界要人，出席他们为欢迎代表团所举行的各种茶会酒会等联欢活动，进行亲切的交流，赢得了珍贵的友谊。如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后当选为总统），都是楚老在这次出访中结交的朋友。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与当地的侨领和华侨同胞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邀请他们观看演出，参加活动，使他们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派往南美洲的第一个高水平的大型民间文艺团体，艺术家们精湛的表演和友善的风姿，征服了五国朋友，使当地的许多攻击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谣言不攻自破，为拉丁美洲的社会上层和平民百姓重新认识新中国，促进双方的友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我国与这些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起到了搭桥铺路的作用。 民间文化友好交流活动，除了积极的走出去，更多的是热情的请进来，让国际友人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解放了新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在这方面楚老主持的对外文协更是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楚老不仅不辞辛劳地陪同外国朋友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还想方设法地安排他们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利用各种场合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建设成就。一九五六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之时，楚老引导一百多位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友好人士到天安门城楼会见毛泽东主席，谈笑风生，气氛热烈，朋友们无不感到兴奋和激动，这次难得的会见传为佳话。此后楚老还多次陪同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过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访华团，墨西哥前总统哈拉将军及夫人，阿根廷文化代表团，智利教育代表团等重要外宾。一九五九年，对外文协邀请了拉丁美洲的十四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联袂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了这批拉美客人，开创了中拉友好交往史的新篇章，把中国人民的对外友好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楚老在领导我国的民间对外文化友好工作中，除了进行频繁的友好交往活动之外，还十分注意建立组织打好基础的工作。在楚老的策划与指导下，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中期，对外文协和后来的对外友协，先后与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或城市互相成立了二百多个相互对应的各种友好协会。这些双边的民间友好组织大都每年互订友好活动协定，互派代表团相互访问；互办展览会，名人纪念会，文艺表演会；互相交换资料和出版刊物；相互召开学术论著和文艺作品研讨会，使民间文化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更加丰富多采地开展起来，更好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推动了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楚老在主持对外文协和友协工作期间，还有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就是以会长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大型重要的以和平友好为宗旨的国际会议。如一九五五年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七年出席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一九五九年再次赴瑞典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楚老参加这些国际会议时，多次发表演说，广交各国朋友，为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做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工作。 心系事业顶住压力 在危难之时努力坚持民间外交工作 正当中国人民的对外文化友好事业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之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这场灾难不仅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也给我国的外交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当时的对外友协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领导，楚图南会长兼任对外文委副主任。“文革”来临，有近两千人的对外文委及其附属机构顷刻陷入一片混乱，委一级领导干部多数被造反派打倒，楚老也受到严重的冲击，领导班子陷入瘫痪，这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指定楚老为党组临时负责人，指示对外文委既要搞好斗批改，外事工作也不能完全停顿。当时楚老既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揪斗和批判，又要主持外事业务，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坚持民间外交工作，处境相当艰难。后来“四人帮”及康生一伙趁周总理出访之机，宣布解散对外文委，迫使对外友协停止活动，将年已古稀的楚老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监督劳动，受尽苦难与折磨。在这种极端严峻的形势之下，楚老还是以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忧国忧民之心，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坚信党和人民的辜业最后一定会胜利。 由于周总理的关心，一九七〇年楚老获准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治病。此后由于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楚老的政治待遇逐步略有改善。一九七三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廖承志率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赴日访问，周总理安排楚老以副团长的身份随团出访。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我国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界在日本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足迹遍及日本全国各地，北至北海道，南及冲绳，西到新泻，东抵仙台，与当地的日本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时掀起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中日友好热潮，一时成为日本舆论界的中心话题，同时，这次成功的出访也成了楚老重返我国民间外交活动舞台的新起点。 耄耋之年欣逢盛世 继续为开创对外友好事业的新局面作贡献 中国人民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楚老已进入耄耋之年。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仍然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投入民间对外文化友好的恢复重建工作。对外友协恢复活动以后，中央于一九七八年正式任命楚老为对外友协的副会长兼党组副书记，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当时的其他几位副会长夏衍、林林等知名人士一起，积极辅助王炳南会长，共创对外友协工作的新局面，认真完成安排给他的各项任务。在此期间，楚老不顾年事已高，先后率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等国。一九八二年又以副团长的身份，随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再次访问日本，参加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七年还两次受命会见梵蒂冈教廷授意来华访问的菲律宾红衣主教，巧妙地与之进行周旋，圆满地完成了使命。楚老在国内还经常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民间友好人世，如陪同邓小平同志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陪同宋庆龄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代表团，陪同邓颖超同志会见比利时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等重要活动，不辞辛劳地为推动对外友协新时期的新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 楚老非常珍惜和重视与那些长期从事对华友好工作的老朋友的友谊，直至年迈还坚持每年元旦前夕亲自书写上百封贺年卡赠送给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对华友好人士，表达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祝愿。在他晚年撰写的文章中，也一再强调关心和爱护老朋友在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中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一九八三年楚老的老朋友、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的老会长弗朗克以九十三岁之高龄第五十次来华访问，楚老得知消息，当即欣然写下“苍松翠柏，既挺切直；高山流水，友谊长存”的条幅。当弗朗克寿辰之际楚老亲自将条幅赠送给他时，两位老人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如数家珍地畅叙他们四十多年的交情和友谊，当时在场的同志和朋友见到此情此景，无不为之动容，大家会心地热烈地鼓起掌来，向两位老人也是向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国民间外交事业的不老松 楚老倾其所能呕心沥血地为发展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奋斗近半个世纪，政绩斐然，有目共睹；德高望重，同仁敬佩。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一九八六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增选楚老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从而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这在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的人士中并不多见。楚老的政治地位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为人处事谦虚热忱平等待人的风格丝毫没有改变；关心和支持民间对外友好事业的精神丝毫没有改变，直到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楚老还以九十五岁之高龄在家中最后一次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真正实践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正如楚老自己在《口占》一诗中所言：“精禽衔石，苦海无边；缅怀人世，敢歇仔肩？”楚老是从事民间外交的一棵长青树，楚老是活跃在对外友好事业中的一棵不老松，他将永远受到民间外交工作者的尊敬；他是云南文山人民的光荣与骄傲，他将永远屹立在故乡人民的心中。   附注：作者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得到时任会长陈昊苏同志，副会长李小林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楚老的原任秘书何及峰同志和楚老的公子楚泽涵教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