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明  胡杨 中苏友协是新中国民间外交体系中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对口友好组织。在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的亲自倡导下，1949年7月，即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之中就开始酝酿筹备，于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五天，即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一任会长就是后来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重新回顾和研究中苏友协的成立过程和早期活动的历史经验，从中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大战略眼光、高超的外交艺术、博大精深的学识，对于我们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史，搞好当前的外事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是大有裨益的。 一、中苏友协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这开国大典、普天同庆的时刻，全世界都倾听到了巨人的声音，“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承认，并且宣布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紧随其后，相继与我国正式建交。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北洋军阁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外交史，揭开了我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然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仍然是相当严峻的。在国内，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美国挟其二战胜利的余威，继续对我奉行敌视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在国际社会阻挠一些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悍然出兵干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东北边境。他们从军事上对我实行包围战略，在经济贸易方面对我实施封锁禁运。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为了巩固政权、站稳脚跟，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毛主席、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向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决策。 这一决策，是我党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而作出的。它一经宣布，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就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拥护。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起草的，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系统地表达了这一决策的基本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别对口的民间外交团体——中苏友协，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筹备并成立的。 二、中苏友协的筹备及其成立经过 1949年7月，出席世界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田汉、柯在烁、钱俊瑞、徐悲鸿、许德珩、戴爱莲、屈武、丁玲、曹禺、程砚秋等二十七名知名人士、社会贤达联名在一份倡仪书中写道：“我们特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其任务是建立与巩固中苏两国的文化经济和各方面的联系，介绍苏联的建国经验和科学技术，发展和巩固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为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奋斗。希望全国各界爱国同胞，都能为实现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 周恩来、郭沫若收到这份倡仪书后，立即联名致电正在上海的邓颖超同志：“上海邓颖超转孙夫人大鉴：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鉴于增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之重要，特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并定于本月十六日开发起人大会。我们热烈希望你能领衔发起，以资号召。是否可以，盼即电示，以便列名发表。                                                                                                     周恩来，郭沫若                                                                                                                                                                 七月十三日” 同日，郭沫若先生又亲笔草拟了两份电报稿，在“万急”这两个字下划了两个重重的横道；一份请上海陈毅市长转宋庆龄、陈叔通、黄任之、包达三、盛丕华、张纲伯等先生，另一份请陈毅市长转马寅初、许广平、吴耀宗、葛志成诸先生，告知定于七月十六日召开发起人大会，特此电达。 7月14日，邓颖超从上海电复：“周恩来并转郭沫若先生：之电悉。我今日将你们致孙夫人电面交孙夫人，她愿意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并同意领衔发起。邓颖超  七月十四日。” 7月16日，周恩来同志在钱俊瑞上报的中苏友协筹备委员会名单时批示：“孙夫人已应邀领衔发起中苏友好协会，邓颖超复电附上，请送郭老一阅，如此，发起人以孙夫人为首，刘少奇次之排列下去。筹备委员会即以孙夫人为主任委员，周郭等人为副主任委员，另组织干事会。 主席团名单又斟酌一番，现附上，望依此重新排列一下，共五十一人。连此五十一人，再加选若干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专告，敬礼!                                                                                                                                                      周恩来  七、十六” 这份由周恩来副主席审定的中苏友协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名单，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共方面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即筹备委员会的共81人，其中有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邓小平、董必武、薄一波和人民解放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即我们熟悉的十大元帅和大将们。 党中央和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成立中苏友协的高度重视及巨大支持，我们可以从这个最高规格的筹备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得以充分领略。可以说，其重视程度是我国民间外交历史上空前的。 7月21日，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由钱俊瑞同志主持的第一次干事会议，确定了干事会的暂行组织规程和各部门的机构设置；确定了干事会的工作暂定为：l、与大连、哈尔滨、上海、南京等地中苏友协或筹备会取得联系；2、先筹备出版以翻译为主的刊物，介绍苏联的建设经验，然后逐渐增刊通俗刊物及画报等；3、开办俄文夜校及苏联照片展览会。 7月23日，周恩来副主席在这份会议记录上批示：“请将此件及附件送郭、李、沈、张四副主任委员传阅，如无不同意见，即作为批准。 周恩来还指示筹备会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薄一波同志联系，将会址设在前日本大使馆旧址，圆满地解决了中苏友协的办公地址问题。在此期间，筹备会与苏联、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等国家的对口友好组织建立了工作联系。 9月6日，宋庆龄、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李济深、何香凝、彭真等六十人出席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大会，审议了中苏友协总会、分会和支会的暂行组织规程，讨论了总会正式成立的日期。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副主席临时动议，于9月l0日举办晚会，欢迎苏联专家。这一临时动议得到全体一致通过，为筹备大会增添了喜悦和欢乐。 至此，中苏友协的正式成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是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时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响彻行云的声音，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的外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新中国的外交是一种全新的人民外交。正如周恩来总理后来阐述的那样：“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新中国的外交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宫。” 东风化雨，万木逢春。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协总会在欢庆新中国诞生的锣鼓声中正式在北京成立了。大会一致推选刘少奇为会长，推选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等七人为副会长，推选钱俊瑞为总会干事长。 在中苏友协总会的成立大会上，来自苏联、意大利、朝鲜等国家的代表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刘少奇会长作了重要报告。因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将少奇同志的报告内容详尽摘录，但其中反映当时历史背景、时代特点并能昭示后人的一些章句和段落，我们想抄录在本章的末尾，以飨读者。 “在三十多年以前，由于俄皇政府实行侵略中国的政策，曾经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完全正当的，但自俄皇政府被推翻，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情形就完全改变了，苏联人民就在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从来未有的友好的政策，而中国人民也就开始以从来未有的友好态度来接受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友好。 “……正因为十月革命的感召，我们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从长期的摸索中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并用这个武器来认真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问题，于是，一九二一年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这一历史的发展，领导过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在旧中国的现实和英美式的旧民主主义中感到失望之余，欢迎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因而在一九二四年便有了联俄、联共和援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建立…… “孙中山先生在他临终时给苏联的遗书上说：‘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来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所怀抱的这个希望，在今天不独是已经破晓，而且完全变为现实了。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只占总生产的十分之一，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今天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人民经济，使中国工业化。苏联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和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中苏友好和保卫世界和平工作是分不开的，和我们的建国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开国时期的大事件之一，便是要加强中苏友好，保卫世界和平。” 三、中苏友协的早期活动纪实 新成立的中苏友协的章程第一章总则规定：“本会的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 建会初期，中苏友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对外友好团体，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配合各人民团体，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巨大规模的关于中苏友好和介绍苏联的宣传教育工作，增进我国人民对苏联的认识和了解。然而，这项工作的开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它主要表现在： 其一，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对沙皇俄国蚕食和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犹新，他们对苏联不放心，甚至对党中央“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心存疑虑。其中不少人坦率地以信函或其它方式，直接向党和政府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和疑虑。有一位学者在给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信中写道：“一边倒的思想有危险．你倒在人家一边，结果人家靠不住，那不糟糕！” 其二，党中央提出“一边倒”，不少人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依赖思想，指望得到苏联无条件、无代价的援助。建国初期，中苏两国政府在新疆签定了两个合股公司协定，其中一个是合作开采石油协定，另一个是合作开采稀有金属协定。协定宣布的时候，北京的许多高等院校轰起来反对。清华大学有位教授痛哭流涕地说道：为什么订这两个协定？苏联不是帮助我们吗?既然是帮助我们办两个公司，为什么还要与我们合股?为什么利润还要平分?”依赖思想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一强调中苏友好，一些干部就忘记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产生了盲从和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讲中国国情的倾向。 其三，开展中苏友好活动，有些地方或基层单位就无节制地召开各种会议，搞形式主义，加上工会、农会、党团会议等等，占用了大量工作时间和生产时间，因而，影响甚至妨碍了生产。 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同志，在担任中苏友协会长期间，一方面主持繁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另一方面．他也切实地担负起了中苏友协的领导工作。从现存的中苏友协档案文献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他的亲笔批示和讲话速记稿，其中许多次讲话都是即席演讲，我们从中领略到这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宽广的知识面、杰出的演讲才能和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批示大都简明扼要：演说风格与他的为人一样，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他分析问题总是由浅入深，从宏观到微观，从具体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透辟精微，富有条理。至今读来，仍然使人产生一种如沐春风，满载而归的感觉。 针对群众和部分知识分子对开展中苏友好的种种疑虑，他从团结的角度解释中苏友好的重要性：“中苏两大国人民很好的团结起来，相互的经验交流起来，经济建设的经验、组织的经验各方面的经验交流起来。这件事情可以说在全世界上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看到毛主席的口号：“中苏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极为重要。只要中苏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了，全世界人民团结就不困难。”进而，少奇同志从更深的层次，逻辑地指出了这种团结的意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了，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针对“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少奇同志指出：“团结是两方面的，不能说只利于我们自己、自私自利、中国人本位主义，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我们要根据国际主义思想、马列主义思想来进行工作，不能根据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进行中苏友好工作。”他还指出，“属于精神范围内的事情，可以要求人家无代价的帮助，但属于物质范围的事情，例如衣服、布匹、粮食等等，中国人民不能要求人家无代价的帮助。因为任何物质都是劳动创造的。苏联人民要吃饭，要穿衣，要养活他的老婆和儿子。如果你把苏联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果吃了，行不行呢？”不行的。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实际上是依赖思想。靠人家吃饭、穿农、过活的思想，在中国人民中叫做二流子思想，或者是剥削阶级思想。 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要爱惜劳动人民的时间，不要无休止地开会，因我们在农村时间久，供给制的习惯，不爱惜人家的时间，这是个很大的缺点。因此，劳动人民反对，说是国民党税多万税，共产党会多万会。有鉴于此，少奇同志特别指示：“中苏友协开展工作要多办实事，少开会，尤其是工厂、企业和农村，召开会议不宜太多。” 少奇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和讲话，对于澄清干部群众中对中苏友好的一些模糊认识，纠正不正确的思想，改进协会的工作方法等等，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1950年1O月1日，中苏友协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加强与发展中苏友协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中苏友协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凡一切享有公民权的中国人民只要他赞成本会宗旨，愿意增进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应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和性别，都可以参加本会为会员。”决定还强调：“发展会员，一方面应面向工农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应尽力吸收文艺、科学、教育及其他方面人士参加，并使他们切实地担负一定的实际责任和工作。” 由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又有刘少奇会长领导的强有力的协会领导班子，中苏友协在成立后最初的几年内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到1953年初为止，全国各大区、省、市、县以上成立的分会等分支机构达1955个。许多企业、机关、乡镇都成立了分会和支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6800多万会员，使中苏友协成为当时涵盖面极广，拥有雄厚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民间对外友好组织，这在我国的对外交往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苏联政府的鼎立相助。苏方答应在我国新建和改建141项大工程项目，其中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煤矿、炼油厂、机器、汽车、飞机厂、化工厂和电站等，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一五计划的骨干。为了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新的形势，更加加重了中苏友协的工作任务，原有的组织形式与新的工作任务逐渐不相适应。因此，中苏友协适时地进行了组织形式调整，从以往吸收个人会员改为发展团体会员，即通过工会、青年团、妇联、科联、中华总商会、合作社、红十字会及其它系统吸收团体会员。l953年，中苏友协与以上13家全国性人民团体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际，大力加强宣传和组织学习苏联的工作，介绍和推广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且大力推广业务俄文学习，以加速我国的建设和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 综观中苏友协在建国初期的工作，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 1、友协成立后，通过欢迎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科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的活动；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斯大林七十诞辰；特别是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展开了大规模的中苏友好宣传运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苏友协广泛开展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宣传，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1952年lO月革命节期间举行“中苏友好月”活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民性对苏友好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中苏友好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2、双方互派代表团进行友好访问。通过各种方式，如组织讲演会、报告会、出版书刊、举办图片展览、放电影、兴办业余俄文学校等，宣传和介绍苏联。仅以俄文夜校为例：中苏友协开办的四百多个班次里就培养了两千三百万学员。其中许多学员成为宝贵的翻译人才。 邀请苏联的著名学者如尤金、彼特罗夫斯基院士、潘克拉托娃院士以及组织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各地作报告、讲演、座谈，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传授经验。 3、向苏联人民介绍新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建设情况。主要方式是向苏方团体或个人寄赠各种文化资料，例如我国出版的书籍、期刊、美术作品复制品、照片、电影片、唱片和录音带等等。中苏友协还与国内有关单位共同组织展览会到苏联展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中国文学艺术展览会”、“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和1953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盛大的“中国工农业展览会”，受到了苏联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 4、中苏友协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开始学习苏联的运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中苏友协响应毛主席关于“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的号召，要求全体会员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注意向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学习，他们是近在我们身边的老师，为此，友协做了许多组织协调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许多中苏友协的积极分子在学习苏联经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学会了大企业的管理方法，新机器的操纵技能和先进生产经验。 1954年12月28日，中苏友协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协会的领导班子实行了换届选举。宋庆龄副主席继第一任会长刘少奇之后，被当选为中苏友协第二任会长。副会长从原有的七人增至二十人，其中当选的有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马寅初，著名文学家沈雁冰、高级将领林彪、程潜等人。友协章程的第二章经修改后，加进了一条重要内容，即会员“有努力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介绍和推动学习苏联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及科学技术的义务。”这一重大修改说明，中苏友协将更加致力于围绕我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民间友好工作。 党中央对中苏友协的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中央领导不仅对协会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而且对友协的换届选举作出了明确指示。这些意见和指示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亲密无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协上报给中央的《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中央书记处对中苏友协理事会名单已加审核，略有变动，写在名单上，特送上，其人选除党员外应配几个党外人士，并应先问宋会长，整个名单及会章修改，应先征求宋会长意见，然后提出协商。” 宋庆龄同志不但亲自主持了中苏友协第二届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而且还亲笔撰写了她本人在这次大会上题为《中苏友谊——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灯塔》的演讲词。她嘱告中苏友协干事长钱俊瑞同志，将她的这份讲词送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总书记审阅。钱俊瑞同志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写道：“她要我明天上午到她那里，把您的意见告诉她，并据以修改。”邓小平同志阅后，次日即批复：“俊瑞同志：这个讲词很好，我只在几处辞句上提了个别意见，是否适当，仍请宋副主席斟酌。——邓小平。” 时隔近四十年，我们有幸看到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和邓小平同志修改、批示的手迹，深为宋庆龄清新秀美的文风、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怀和深远宏大的政治家眼光所感动，也为邓小平同志对讲词恰到好处的修改而感到敬佩。 宋庆龄同志在这篇讲词中回顾了旧中国山河破碎、人民备受凌辱的历史，谆谆教导我们，“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象珍爱我们的眼珠一样来珍爱我们对苏联人民的友谊，并尽力来爱护它、保全它和加强它。”她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政府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并指出：“这种政策并不因为任何国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或社会制度上与我们不同而排斥它。其他国家的人民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看来，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我希望进行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样我们认为将有助于人类大多数所热望和地球上生命的继续发展所必须的持久和平。我们愿意和日本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愿意和美国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主张在全世界都建立这样的关系。只要对方表示出诚意，在我们这方面是决不会没有反映的。我们将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使全世界人们都能无忧无虑地生活。” 这份由宋庆龄亲笔撰写，由邓小平总书记修改的演讲词，是中苏友协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份杰出的外交文献。它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脉搏，又以其“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进行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基本思想体现并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一贯原则立场。至今仍对我们的外交工作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四、中苏友协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中苏友协的筹备和成立过程及其早期活动说明，中苏友协是由田汉、徐悲鸿、许德珩、戴爱莲、丁玲、曹禺、程观秋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知名人士、艺术家、社会贤达和民主党派的著名领导人率先联名倡议，由宋庆龄领衔发起成立的。中苏友协从筹备到正式成立，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郭沫若等一大批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中苏友协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办会方针等方面给予直接的领导和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中苏友协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对口友好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忱响应和积极支持，拥有了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五十年代曾一度成为拥有六千多万会员的我国最大的民间对外友好团体。在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史上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历史大潮。 刘少奇、宋庆龄这两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先后亲自担任中苏友协会长，他们不仅对中苏友协本身建设和发展，而且也为新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民间外交经验。 中苏友协在五十年代的工作，是紧密围绕着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外交总方针、总战略展开的。也就是说，它贯彻执行了建国初期我党制定的同苏联结盟“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执行这一战略，对于巩固革命胜利成果，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和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特别是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中苏友协作为群众性的对外友好团体，在配合党中央的这一外交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了“官民并举、以民促官”以及“民间外交为政府的官方外交服务”的内涵，也证明了民间外交与政府间的官方外交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一特点。 中苏友协早期的历史经验还证明，民间外交团体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除了要密切配合党中央的外交总方针、总战略之外，还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友好交往来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建设培养人才。中苏友协在机构改组过程中吸收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进入友协的领导机构，特别是在“一五”计划期间明确提出会员有“介绍和推动学习苏联各方面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的义务”，在厂矿、企业举办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交流会，兴办业余俄文学校培养翻译人才等措施，对当时“一五”计划的实施和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经验说明，民间外交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党中央对中苏友协的工作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也予以及时纠正。l957年，中央针对当时的新情况指示中苏发协：“近年来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中苏友好工作已经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增进中苏友好和介绍苏联的各种活动，也已经在党的领导下，由全国各机关、各团体共同来进行。因此，不恰当地夸大中苏友好工作，是不符合当前情况，是不正确的。同时，完全否定中苏友协的作用，认为中苏友协可以不做什么工作甚至可以取消的想法，也是不对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苏友协总会对所属的地方分支机构及其活动方式、主办的报刊杂志等项工作进行了适时调整，其中包括“各地已建立的中苏友好馆，必须充实活动内容，使它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场所”等项措施。 中苏友协在五十年代从事的大量工作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予的支持和援助充满了真诚的感激之情，在贯彻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时，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不盲从、照搬苏联的经验。对苏联政府的种种大国主义表现则是警惕和抵制的。五十年代后期，苏联领导人开始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为此不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两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之间的裂痕，自然也就影响并阻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正常交往，中苏友协的工作从此步入了低潮。 中苏友协的兴衰史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健康、成熟关系的正确方向和普遍准则。正如邓小平同志1988年12月指出的那样，在国际关系中最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苏之间象五十年代那种“同志式”、“同盟式”的关系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新的中苏关系。

转载自10月13日《光明日报》 格尔德·卡明斯基是维也纳大学国际法教授，现任奥地利中国和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近日，他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撰文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卡明斯基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钓鱼岛由几个小岛组成，位于台湾东北约130海里，在冲绳西南约255海里。最早接触此岛的是中国。自1372年起，中国就向其附属国琉球派出使臣接收贡品。这些使臣的出使记录和绘图，都对钓鱼岛有明确记载。根据中国的历史文献，最迟从16世纪起，钓鱼岛等岛屿就被纳入中国的海防线。1893年，慈禧太后为表彰其身边的要员盛宣怀，曾将其中的3个岛屿赏赐予他。其后人迄今保存着当时的皇家赐令。这是中国政府对钓鱼岛的具体管理行为。 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兴趣一是来自政府部门，一是源于私人经济活动。按日本如今的说法，是冲绳县令多次要求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Kiyoshi Inoue）的研究表明，是日本当时的内务大臣要求冲绳县令提出，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冲绳县令则表示，这些岛屿与中国关系密切。内务大臣谈了这些岛屿的军事意义后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冲绳县令这才在1885年致函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日本外务大臣当时的复信称：“这些岛屿与清国很近。鉴于清国已命名这些岛屿，且近来清国有报道称我国政府已占据台湾附近属于清国的岛屿，对我国很不信任并多次呼吁清国政府提高警惕。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搞主权标识，必将引起清国猜疑。因此，我们现在对这些岛屿仅限于调查……主权标识要等将来时机成熟时再做。另，我们进行的调查活动不应见诸公共出版物或报纸。” 1884年，日本人古贺辰四郎来到钓鱼岛附近打鱼，对该地区产生了经济兴趣。1894年，他向日本政府申请租用，被当时不清楚岛屿主权归属的日本政府拒绝。到1894年12月，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受到重创后，日本内阁才决定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但日本内阁的决定一直没有公布。1895年4月17日签署的中日《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中国向日本永久移交台湾岛及其全部附属岛屿的一切权力。1896年日本政府将几个岛屿租给古贺，租期30年。古贺对岛屿进行了开发，到1909年，岛上已有248人居住。1926年，古贺的儿子续租，1932年他买下了租用的4个岛屿。 二战结束前，1943年的《开罗宣言》规定，中国应收回全部被日本窃取的土地，包括台湾和附属岛屿。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这一立场。1945年以后，钓鱼岛上就没有日本人了。日本投降后，中国没有获准参与对琉球的占领。从管理角度看，钓鱼岛既受琉球管理，也属于台湾的管辖职权。1951年，日美签署了《旧金山和约》，确定北纬29度以南为美国管理区，没有明确提及钓鱼岛。所以《和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并不清楚。实际情况是美国如签约前一样，继续对岛屿进行管理。从1960年起，美军将岛屿变成了空军演习的打击目标，美国开始向古贺家人支付租金。 从经济利用的角度看，1945年后主要是中国人在使用钓鱼岛。受潮流影响，台湾渔民到钓鱼岛海域打鱼远较冲绳过来方便。此外，有一家台湾打捞公司在该区域作业，还建了住处。中国人一直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1955年3月2日，当来自冲绳的船只驶进钓鱼岛水域时，被中国渔船赶走。 1966年，美日海洋学者对其进行联合科考后发现，该区域可能存有大量石油。之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在岛上设立主权标识，接着去掉岛上的中国痕迹。起初，日本对中国渔船的捕捞活动不加阻挠，从1970年7月10日起，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开始抓捕中国渔民。同在1970年，台湾当局同意美国公司参与钓鱼岛海域的石油开发。当报出美国将冲绳及周边岛屿（包括有争议的岛屿）的管理权移交日本时，不仅中国外交部发表了措词严厉的声明，也引起了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华人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声明，它移交的只是管理权，并没有向日本移交领土主权。岛屿的归属应由中日解决。尼克松总统还在1971年5月决定，美国公司不得参与有争议地区的石油开发。 卡明斯基教授的文章最后强调，综上所述，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的论据更符合逻辑、更有说服力。他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中方的论据。他收藏有300年前由耶稣教出版的刊物“世界使者（WELTBOTT）”，里面有在中国和琉球传教的耶稣教传教士的书信。他们的旅行报告中，无一例外地都将从中国到琉球途经的岛屿视为中国领土。日本“购买”钓鱼岛，从国际法上看是无足轻重的。即使日本“购岛者”获得了对岛屿的所有权，也不能从中引申出日本的“领土主权”。假设一位奥地利人从一位希腊富翁那里购下其在爱琴海的一个小岛，远不能说这个小岛就成了奥地利领土。 （本报维也纳10月12日电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方祥生） 　　　　

尊敬的李小林会长， 尊敬的李建平副会长， 来自外交部和新西兰驻华使馆的来宾们，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新中友协在此与中大友协签署备忘录。今年是新中友协成立60周年。多年来，我们保持着与的关系，很有意义。1952年，新中友协初创，它作为联系新西兰和中国的主要纽带发挥了巨大作用。二十年后的1972年，新中正式建交的重要目标终于达成。新西兰成为了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因此，今年我们同时庆祝了新中建交40周年。 新中友协走过的历程大部分都可归功于路易·艾黎先生。        过去40年间，我们的活动主要通过发展与中国各地区的关系，增加双方的友谊；通过派遣新西兰代表团访问中国，促进双方互相了解；通过在新西兰当地举办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提高新西兰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活动都得到了全国友协大力支持合配合。        6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一个自发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竭尽所能达成目标。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已有更多的组织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新中友协接受革新，鼓励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并在变化的时代重新定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愿意同新伙伴共享这个时代，同时新中友协多年工作积累的经验也使我们在新中关系中能够继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        我们十分珍视2012年中大友协设立的路易·艾黎友好交流基金提供的大好机会。通过这个基金，我们能够将现有活动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以便迎接更大的挑战，并为今后60年的工作创造了新的起点。        项目目标着重于路易·艾黎的纪念活动。这样的活动也促进了人民间的友谊、人文、教育和青年人交流。在第一轮资金使用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四个符合这个目标的项目。我对于这几个项目建议书深感自豪，他们来自于多个分会，并十分切合基金设立的目的。        作为新中友协的代表，我们将会负责任的实施这些项目。我相信这将是我会革新的起点，并将对我会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我可以确信这也会对年轻的会员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现有和未来的项目都蕴藏着许多激动人心的机会。        我们目前收到的项目书资金申请额已超过基金总量，但我也很高兴的宣布，新中友协将提供一部分配套资金，以便所有的项目都能实现。另一个好消息是，新中友协已经收到居住在奥克兰的一位关注文化和艺术的中国商人的资金。正是今天备忘录的签署，带来这个喜人的新进展。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与李小林会长签署这个备忘录。同时，我想再次感谢中方通过提供基金展现出的对新中友协的认可，感谢中大友协的慷慨馈赠，也感谢基金为新中友协未来发展提供的宝贵机会。

2012年9月21日 尊敬的新中友协副主席荣大伟先生， 来自外交部和新西兰驻华使馆的同仁们，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年正值中新建交40周年，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建立60周年，暨路易·艾黎诞辰115周年、来华85周年及逝世25周年，此时，新中友协组织代表团访问艾黎当年在华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缅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是非常有意义的。        刚才，我会与新中友协签署《中国大洋洲友好协会与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合作成立路易·艾黎友好交流基金的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我们双方的合作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新西兰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为西方发达国家树立了典范，其中包括最早同中国结束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最早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最早同中国完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相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新关系必将成为国与国关系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榜样。        朋友们会注意到新中友协的成立比中新两国建交早20年。这20年间，致力于中新两国友好关系的各界人士不懈努力、辛勤耕耘，为中新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民间外交环境。        这个时期涌现出许多值得称颂的新西兰友人，最突出的就是中新人民友谊的架桥人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路易·艾黎先生。艾黎先生不仅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且努力促进中新人民友谊。他开创的山丹培黎学校和工合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新西兰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对这两项事业的支持被视为增进中新人民友谊的重要行动。        今天，我们汇聚一堂，为继承和发扬艾黎先生的精神，继续发展他所开创的事业，签署了《中国大洋洲友好协会与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合作成立路易·艾黎友好交流基金的谅解备忘录》，实为可喜可贺之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恰逢中秋佳节，中新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发展之际，相信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新关系必将取得更大成就。        谢谢！

在2012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 （2012年9月13日，成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路甬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出席2012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闭幕式。在此，谨向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向长期以来致力于国际友好城市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国际友好城市活动，是增进城市间的了解和友谊，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中国的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始于1973年——中国天津同日本神户缔结第一对中外友好城市关系，讫今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已与130个国家建立了1906对友好城市关系。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从起步探索到蓬勃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友好城市间在加强经贸、文化、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社会管理、防灾减灾等多领域开展务实交流合作的同时，还加深了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抚今追昔，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和平、友谊与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平等、互信、合作，有利于人民幸福，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持续繁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世界正经历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新变革，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各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当然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需要共同应对，进一步加强友好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各领域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识。        让我们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深化互信、加强协作，维护共同利益，为人民谋福祉，为世界创繁荣。        让我们坚持互利共赢，和衷共济，促进各领域交流，扩大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让我们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使人民友谊之树永远枝繁叶茂。        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携手奋进，共同开创国际友好城市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

(李建平副会长代读致辞) 共同谱写国际友好城市发展新篇章 ——在2012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2年9月12日 中国成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 戴秉国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2012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今天在成都隆重开幕。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与会代表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示诚挚欢迎！ 　　中国的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已开展了39年。1973年，中国天津同日本神户缔结了第一对中外友好城市关系，开辟了中国地方政府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国际友好城市活动步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已同130个国家建立了1906对友好城市关系。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已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迈上新台阶。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粮食产量1.14万亿斤，再创历史新高；中国也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改革开放之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化蔓延，气候变化、环境恶化、重大自然灾害、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地区动荡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种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各领域合作。作为深化国际合作主要渠道的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为此，我想就未来的友好城市发展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发展国际友好城市，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际友好城市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平等相处、真诚相待、互信包容，积极推进社会各界交流交往，增进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二、发展国际友好城市，需要创新思维。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应该与时俱进，创新思维，不断发现和掌握友好城市工作的新动向、把握新规律，发展新形势下友好城市工作的新模式。 　　三、发展国际友好城市，需要深化合作。国际友好城市要继续深化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把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落到实处，切实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越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遇和做出的贡献就越大。我们将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愿继续同在座各位一道努力，把中国同各国城市的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让我们携手前进，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最后，我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2年8月27日至28日，来自中国和非洲40个国家的首都城市和其它主要城市的地方政府代表相聚北京，出席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论坛主题，就进一步扩大中非地方政府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非城市共同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会议达到了增进中非地方政府间的了解和友谊，使更多中非地方政府建立联系，推动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目的，签署了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友好交流协议、经贸合作协议等。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友好合作根基深厚。中非关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稳步发展，特别是2000年中非论坛成立以后，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务实合作成果斐然，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为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挖掘交流与合作新方式、新领域，大力开展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与务实合作，必将更加深化中国与非洲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为此，我们决定：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全面推进中非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 --成立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理事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理事会全体会议。首届理事会于2012年8月27日在北京举行，选举乌干达副总统爱德华·塞坎迪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非友协会长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为理事会理事长。 --成立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常设机构—秘书处，负责处理论坛的日常事务。秘书处设在北京。 --致力于使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机制化。论坛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定期举办中非省市长对话、中非城市发展论坛、中非友好城市大会、非洲地方政府官员培训班、各种专题研讨会等活动。首届中非省市长对话将于2012年12月上旬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办。 --与非洲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加强协调、相互配合，成为中非地方政府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 --促进中非友好城市关系快速发展，鼓励并争取五年内促成中非友城数量在现有111对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20对左右。 --中方愿为非洲一些城市的发展贡献力量。在城市规划、基础建设、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 --推动中非工商企业界加强交流与合作。每次论坛大会期间举办中非工商企业界领导人峰会，鼓励中非工商企业界之间和商会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开展合作。 --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中方将利用“中国企业对非慈善基金”在非洲开展“光明行”、“书情行”等公益慈善活动，并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支持此类活动，为非洲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送去关怀。 --设立“中非地方交流基金”，初始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开展上述公益慈善活动、资助非洲各国地方政府官员的培训和各方面人才的培养、为非洲地方来华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中非工商企业界寻找商机等。 中非双方决心为落实以上各项共同作出努力。 我们对本次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和圆满成功表示祝贺！ 　　　　 2012年8月28日

戴秉国 （2012年8月28日） 尊敬的乌干达副总统爱德华·塞坎迪阁下， 尊敬的布隆迪第一副总统泰朗斯·西农古鲁扎阁下， 各位同事、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出席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闭幕式。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的创立，是中非关系的又一创举，也是落实上个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成果的一项重要举措。中非双方高度重视论坛的举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多位非洲政要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为新形势下中非地方政府合作指明了方向。两天来，与会的各位代表本着真诚友好、务实开放的精神，围绕“推动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达成广泛共识。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对论坛的成功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代表为此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基础坚实。半个多世纪来，在争取民族解放、谋求国家振兴的崇高事业中，中非双方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中非传统友好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不断发扬光大。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非关系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举措，为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共同的宝贵政治财富，也是双方共同的独特战略优势。中国始终把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上，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战斗友谊、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不会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非关系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有利于带动国际社会更加关注非洲，帮助非洲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利于促进南南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总体地位；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秩序公正化，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伴随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我们也不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人对中非关系说三道四，在中非之间挑拨离间，但这丝毫动摇不了双方深化合作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坚定奉行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对非政策，我们绝不会走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过的老路。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发展势头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潮流更加强劲。近年来，非洲国家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也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尽管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对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国和非洲同属发展中世界，双方加强合作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有迫切的现实需要。新形势下，中国愿同非洲朋友一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更加注重推动中非各领域合作全面平衡发展，更加注重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夯实中非关系民意和社会基础，更加注重解决好中非合作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更高水平。        地方政府合作是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拓展中非合作广度深度、增进中非民间友好、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目前直接参与中非合作与交流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他们对发展中非关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中非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既可以使双方普通民众更多从合作中受益，又能大力推动国家政策总体目标的实现，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本届论坛取得了丰硕、务实的成果，李克强副总理在开幕式讲话中宣布了中方推动中非地方政府合作的务实举措。论坛决定成立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理事会，这是论坛机制化建设的有益尝试。中方愿同非洲国家一道，充分发挥有关机制的作用，落实好本次论坛的各项成果，不断为中非务实合作开辟新的途径，充实新的内容。        最后，衷心祝愿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越办越好，中非友谊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

深化中非合作　提升发展中国家间合作水平 ——在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 （2012年8月27日） 尊敬的乌干达副总统爱德华·塞坎迪阁下， 尊敬的布隆迪第一副总统泰朗斯·西农古鲁扎阁下， 尊敬的各位贵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与大家共商中非合作发展大计。非洲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大陆，也是一个富有蓬勃活力的大陆。非洲正在加快发展，中非合作前景广阔。深化中非合作，不仅有利于双方发展，而且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本次论坛对推动中非关系全面深入发展会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远道而来的嘉宾表示诚挚欢迎！        中非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长期以来，中非双方在争取民族解放、谋求国家振兴的进程中相互同情、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中非关系步入硕果累累的新阶段。目前，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比2000年增加15倍；中国对非投资累计已达150多亿美元，合作项目遍及非洲50个国家；中国对非援助总额达到1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些从一个侧面表明，中非各层次的交流合作日益热络，中非人民的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中非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中非在发展阶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非洲有24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还有29个国家处于低收入水平。中国也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中非合作是面对相似发展境遇和共同发展使命而开展的合作，具有很强的建设性和成长性。这种合作是中国和非洲携手振兴经济、共谋发展进步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国际社会更加关注非洲，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也有助于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与持续繁荣。        中非合作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合作。非洲有50多个国家、1500多个民族、2000多种语言，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共同构成了多彩的非洲，这反映了世界的多元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都是国际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在对外合作中，应当尊重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努力，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乐见并愿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一道，参与和推进非洲的发展建设，努力维护非洲地区和平稳定。        中非合作是互为机遇、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国和非洲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1/3，近年来双方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和非洲经济各具特色、各有优势，中国成熟适用的技术设备、相对充裕的资金与非洲国家的市场容量、人力成本、资源优势相得益彰。中非双方在推进合作中注重优势互补、各展其长，把自身的发展融入对方的发展之中，给对方带来的是机遇。这种合作是扩大利益汇合点、共同发展与实现双赢的合作，是兄弟般的伙伴合作，是切实造福中非人民的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因而是可持续的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并呈长期化趋势，正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同时，贫困、疾病、战乱、灾害等诸多问题给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稳步上升。新的形势下，中非双方合作既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更具有乘势而上的发展机遇。        ——从发展潜力看，中国正在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释放巨大的发展潜能；非洲经济增长前景看好，有很多发展的商机；中非经济持续增长会进一步催生合作的内在要求。        ——从结构调整看，中非产业层次各异，都在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产业的转移和承接具有很强的匹配性。        ——从相互开放看，中国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非洲国家正在加大资金、技术的引进力度，相互需求在增多；中非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蕴涵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面向未来，双方应把握机遇，登高望远，以建设性态度深化全方位合作，把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关键是要“互信”、“互利”、“互动”。        第一，增强战略互信。这是中非友好合作的坚实保障。双方应立足共同战略利益，光大传统友谊，加强高层互访，促进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继续扩大中非政党间、立法机构、地方政府等多层面交往，增进政治互信。中非应携起手来，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上仗义执言，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增进协调。        第二，实现经济互利。这是中非友好合作长盛不衰的动力。中非经贸合作应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更加注重农业、制造业、中小企业等非资源领域合作与开发，并与资源领域合作齐头并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福祉，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双方共同努力，把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协议和相关合作项目落实好。        第三，促进人文互动。这是中非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近年来，中非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卓有成效。去年中国赴非旅游人数超过100万人，目前非洲在华留学生超过2万人，中国已累计为非洲培训4万多名各类人才。双方应继续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密切青年、妇女、民间团体的联系，促进中非两大文明交流互动。 女士们，先生们！        中非地方政府合作已经走过30个年头，成为中国同非洲国家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非之间共缔结了110多对友好城市，合作领域从最初的人员交流、代表团互访，逐步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不仅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使中非人民直接受益，也把中非友谊从高层向基层、从政府向民间延伸，为中非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方愿一如既往同非洲国家加强地方政府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今后5年，我们将积极推动中非友好城市数量再翻一番，为非洲培训更多的地方各类人才。互学互鉴，促进双方互派1000名地方管理人员、企业家和各界人士到对方国家访问交流。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中非振兴发展的征程将持续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非人民的手会握得更紧，中非合作发展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最后，祝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韩光明 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 各位领导、艺术家、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刚刚庆祝完中联国兴书画院的10岁华诞，又迎来乔迁之喜，可谓双喜临门！我受李小林会长委托，谨代表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联国兴书画院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型文化团体，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成立以来，在各位老将军、老部长和众多新老艺术家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开展富有成效的文化艺术活动，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与我会开展合作以来，不但积极筹办国内的大型文化活动，如“百名将军.百名部长.百名书画家展览”全国巡展已经形成品牌效应；还积极参与我会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2007年与我会合作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名人书画交流展暨中日残疾人现代艺术展”、参与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文化交流活动等，为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年9月我会将在国粹苑举办“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现代名人书画展暨日本书与非书展”，中联国兴书画院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协办者。       新时期赋予了我们新任务，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背景下，我会正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将各具特色的中国的文化、文艺团体带出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向世界阐释我“和谐、和平”的文化理念，树立中国积极正面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参与国际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中联国兴书画院继续秉承宗旨，坚持公益、慈善和国际化理念，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精髓，大力弘扬民族文化艺术，同时，希望中联国兴书画院继续参与和支持我会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为我国的人文交流和民间外交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祝中联国兴书画院事业日益兴旺发达，祝在座的各位首长和艺术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