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明 2010年3月26日 传统的观念认为，所谓外交（diplomacy）,是指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具体实现形式是通过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出席国际会议参加国际组织等等①。因此，外交一直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联邦德国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外交方式主要是通过驻外代表（使领馆）的渠道收集信息，向驻在国传递本国的意旨，贯彻本国的意图和外交方针、维护本国的利益。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外交的形式亦随之发生的很大的变化。通过信息技术，政府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各种事变的深层背景，为外交提供新的决策依据，文化交流、互访、出席论坛和会议，举办首脑峰会、参加国际组织，也成为了增进了解，减少分歧、维护和平及维护本国利益的重要外交手段。② 在我国古代，外交被称为外事，清末称外务，直到近代，我国才开始使用外交一词。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外交也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概念，如“议会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科技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译公众外交)，等等。其中，“公共外交”越来越受到我国外交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2004年，外交部新闻司专门设立了“公众外交处”，负责主办外交部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让外交走进普通民众，让普通民众了解外交、亲近外交、支持外交。2009年初，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专门召开了“我国公共外交与国际影响力”座谈会，部分政协委员与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必要性、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今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公共外交通讯》杂志的创刊号。 2009年是我国公共外交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年，学术界有人将这一年称之为我国公共外交的元年。其重要标志是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要运筹好大国关系，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重要指示。它标志着中央最高决策层对公共外交的认可和重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对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异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其理论边界进行明确界定，以更好地配合党中央的外交部署，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外交大局，促进我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事业的科学发展。 对于我国学术界和外交界而言，公共外交是一个新的提法，我们这些长期在民间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最初在听到这个提法时，自然而然地会感到一种困惑和压力。造成这种困惑和压力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官方外交”、“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提法。前些年，在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的时候，我们担心这些新的提法会对民间外交的历史地位造成淡化、对民间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作用造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克服模糊认识，了解公共外交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公共外交的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公共外交的实践古已有之，其行为主体是政府，它与一般的纯民间交流的区别在于：公共外交不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直接交往，而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官方、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和公众舆论媒介向国内外、尤其是向国外的相应组织、机构、团体和普通民众交流与传递本国的国情、发展状况、文化和信息，进而在相应的受众中形成有利于本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舆论环境。 作为一个术语，公共外交首次出现是1965年，由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院长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提出。根据1987年美国官方规范的定义，公共外交是指“由政府发起的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它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③。根据这一定义，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共外交的内涵超越了传统外交定式，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中引入了新的元素和内容，增加了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新的内容。按照古利恩的观点，“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 从外交实践上看，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广泛实施公共外交，冷战结束后，形成了美国“一超独大”的态势，由于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公共外交一度受到冷落。直到“911”之后，美国才开始重视公共外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改变了美国政府一度奉行的政策，开始重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公共外交这种间接的手段，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培育和增进他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从而更好的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并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观念和外交实践方式，虽然是由美国的学术精英提出，由美国政府采纳并实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但这一概念的本身并不具有明显的国家烙印和阶级性，美国可以运用它，中国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对西方政府和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国际上赞美之声有之，怀疑、质疑和抵毁之声也随之而来，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运用公共外交手段介绍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 2010年3月7日，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的中外记者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的公共外交的内容和思路，他指出：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传播、交流等手段，向国内外公众介绍本国的内外政策，以便增进了解，减少误解。外交部将鼓励外交官在国内更加积极地走向公众、走入高校、走进媒体，在国外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向各界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和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方针。他还指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我们认为，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以上是我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公共外交的由来、概念、内涵和工作内容的初步界定。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贯彻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大局，我想进一步将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异同进行初步比较： 第一，从历史起点看，我国的公共外交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开展公共外交的尝试，但从外交学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外交界还是学术界，我们还没有关于公共外交思想体系的系统表述，有关方面的专著也暂付阙如。 第二，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参与主体和受众是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精英和普通群众，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群众是基础。用一句通俗的话表述：就是政府与国内外民众的沟通，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来增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互信、建立友谊、加强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从公共外交的实施目的和作用的角度看，“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更有效地展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④与一般的纯民间外交不同，由于政府掌握并主导着舆论传媒机器，公共外交还承担着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职能。 第四，从组织形式和群众基础的角度看，我国公共外交的资源整合程度较底，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公共外交的战略布局还不够完善，群众基础还不够广泛，分工协作的态势尚未形成。 第五，从实践效果和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青少年交流等领域的实施策略、外交技巧和效果评估；如何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受众之中进行有效的、对方喜闻乐见、且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国际上成功开展公共外交的案例分析以及公共外交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经验尚有待于进一步积累。 第六，从党和国家对公共外交的重视程度来看，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9年7月在第十一届驻外使节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要求。”还有中央领导同志近来对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些论述等等，都直接体现了中央高层领导对开展公共外交的高度重视。今年三月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再次强调“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⑤这一切足以证明，我国的公共外交将越来越活跃，公共外交未来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和外交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 以上是我对我国公共外交的六大特点和发展现状的初步归纳。下面，我再从七个方面归纳民间外交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公共外交的共同点和区别。 第一，与我国的公共外交相比，民间外交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实际上，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民间外交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以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访问延安为起点，直到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民间外交”也成为我国外交界、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概念。 第二，在理论层面上，与公共外交相比，民间外交有着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建国初期，为粉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政策，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改变了单一以国家为外交主体的传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方式。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将新中国的外交归纳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1966年2月，他在论述党、国家、人民三者在国际活动中的关系时又明确指出：“我们的国际活动和对外工作有党、国家和人民三个方面，政府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外贸、外文、外经等等都是如此。这三个方面，党的对外国际活动，用政府名义的对外活动，用人民的民间的名义对外活动，它既有区别又有结合。在我看来，结合是主要的”。 1990年3月，江泽民主席接见我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时说：“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时，当时周总理首创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为国家关系的建立开路。后来大多数国家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既有官方外交，也有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不管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在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从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的角度看，与公共外交相比，我们一直把民间外交为政府的官方外交服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总体外交服务当作自己最崇高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民间外交也在为政府的公共外交提供直接的配合和服务，其行为主体是对外友协这样有官方背景的人民团体、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教育机构、新闻媒体和各种民间组织。这一点，与公共外交所表现的以政府对国内外民众、政府对国内外媒体、政府对国内外各种组织和机构等等为特点的、带有明显政府主导性的外交方式有显著的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外交更具有亲和力、灵活性、多样性和广泛群众参与度的特点。 第四，从民间外交的实施目的和作用的角度看，与公共外交相比，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我会李小林副会长2009年12月19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曾经提出：“我们所开展的民间外交，并不是中国民众与国外民众普通的往来，而是在各级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由特定的机构和人士以民间形式出现，有针对性地与国外组织和个人开展合作。通过这些交流合作，使国外的组织和个人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进而借重这些组织和个人在本国的影响力，逐步在该国形成对华友好的积极气氛和舆论环境，推动该国对华关系的发展深化。民间外交可以以更直接、更具亲和力的形式做好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的友好工作，可以更有效地展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 第五，从组织形式和群众基础的角度看，与公共外交相比，我国民间外交的组织程度和制度保障比较完备，资源整合程度高，战略布局广，群众基础比较雄厚，公众认知度比较高。经过建国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各省市都建有地方友好协会，我国的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大力发展。迄今为止，已与世界各国建立了1683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形成了我国地方政府和城市外交的大格局，拥有了广泛的地方政府参与度和广泛的群众参与度，形成了民间外交的特殊优势和与世界各国建立的庞大的友好网络，民间外交工作形式和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青少年友好交流等各个领域。 第六，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间外交的重视程度来看，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外交变得无足轻重或受到削弱。相反，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补充，其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七，与公共外交相比，我国的民间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创新。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政权的巩固，对新中国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和各个历史阶段，民间外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当权派们并未从内心深处改变其对华敌视政策，往往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制造麻烦，甚至故意误导和煽动民众对我国的偏见，虽然如今我们很少再提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口号，但我们居安思危、维护我民族复兴大业这一根本利益的警惕性永远不能松懈。在和平发展时期，民间外交可以起到国与国关系的“稳定器”、人民友谊的“播种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的作用，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变的情况下，民间外交还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政府不便出面解释和协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民间外交的途径来进行有效沟通，从而实现政府想实现的目标。 从以上对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异同的初步比较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 第一，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两者之间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总体外交利益的配合和互补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公共外交的异军突起，是国家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民间外交以其独特的优势和长期形成的特殊历史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削弱，而是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到加强。 第二，我国公共外交在新形势下的开拓发展，为民间外交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立足现实、发挥优势、谋划长远、趁势而上，把我们的民间外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三，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在服务官方外交、服务我国外交大局的同时，要加大力度，配合好国家的公共外交。为此，我们在民间外交的实践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服务公共外交、促进公共外交，在服务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具体工作思路上，我将其归纳为32个字，这就是我们要力求做到：明确主体、找准定位、建立机制、整合资源、加强协作、勇于创新、打造品牌、立足长远。 　　　　                                                                                                   资料来源： ①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827页 ②参见：《Sachwoerterbuch der Politik》,Reinhart Beck, Alfred Kroener Verlag Stuttgart, 1986, P.231-232,联邦德国《政治辞典》，1986版，主编：莱茵哈特·贝克 ③U.S Department of state,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 s,1987,p.85,转引自：唐小松《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及其体系构建》 ④参见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同志在2007年两会期间的答记者问 ⑤ 参见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第二场中外记者会上的答记者问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拥抱世界 在民间外交的创新实践中收获友谊 --对外友协改革开放30年回顾 李 小 林 　　　 风雨征程三十年，播种友谊五洲间。 创新实践结硕果，友好合作喜空前。 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来，对外友协的民间外交工作，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已经走过了风雨兼程的三十年。这是播种友谊的三十年，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拥抱世界，在民间外交创新实践中收获友谊的三十年。今天，我们回顾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重温党在民间外交领域的光荣历史传统，亲身体会到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民间外交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他们提出的关于民间外交的创新理论，是指导我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实践中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又为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党的民间外交历史传统和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间外交工作的理论先导和行动的指南 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经历了从一个推翻旧世界的革命党到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执政党的转变过程。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十分重视民间外交工作，把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埃德加·斯诺先生、马海德同志、白求恩大夫、路易·艾黎先生、史沫特莱女士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这一系列闪光的名字都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重视民间外交工作的真实见证，它昭示了党高度重视民间外交的光荣传统，为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工作、尤其是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间外交工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建国初期，面对国际社会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很少的状况，为粉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政策，保证正常的国际交往，为新中国赢得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党中央适时作出了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这三大民间外交机构的决策。这三个机构分工有序，涵盖了政治、经济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等领域，它们与建国初期（1949年10月）就已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等民间外交机构密切协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展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面貌。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民间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他们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经常亲自接见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特别是经常会见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远道而来的朋友，与他们亲切交谈，并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立足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等重要论断。针对一些国家迟迟未能与我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现状，还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指导方针和工作要求。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这些关于民间外交的原创性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孜孜不倦的工作，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尊重和评价。同时，也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间外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为我国的民间外交提供了更大工作领域和更加宽广的活动舞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工作，大力支持民间外交活动，在实践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代表时就指出：“如果只有两国政府的合作而没有民间交往，两国关系是不可能有扎实基础的”。1990年3月，江泽民主席在会见全国对外友协理事会理事时曾指出：“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时，当时周总理首创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方法为国家关系的建立开路，后来大多数国家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既有官方外交，也有民间外交。用民间外交的办法，不管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在看，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2年5月，胡主席在接见对外友协第八届全国理事会代表时指出“在当今世界上，民间外交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展民间外交，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他指示我们要不断丰富工作内容，开拓工作领域，创新工作方式。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民间外交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在实践中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奠定了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民间外交全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 二、以制度创新为龙头，从实际出发，发挥自身优势，构建民间外交为国家总体外交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全新格局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正式表决通过，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国家纷纷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式结束了中美两国的长期对抗，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此时，在国内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在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政策，他第一次改变了关于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提法，提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率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理论，指出现在世界上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 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必然延续，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党的中心工作向经济工作的转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与周边环境，迫切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广泛、更加快速地融入国际社会。我会的民间外交工作开始了以制度创新为龙头，从实际出发，发挥自身优势，构建为国家总体外交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全新格局的制度创新阶段。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全国对外友协在制度创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成为我国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制度创新，为新形势下的民间外交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以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开展的促进国际城市间的友好交流为例，1973年至1978年，我国地方城市共与外国缔结了6对友好城市关系，而且仅限于日本一个国家。1979年至1990年这12年里，与外国结好的城市发展到350对，扩展到许多国家，友好往来的范围拓展到经济、文化、教育、人才培训等领域，1990年至2007年底，中国各城市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友城工作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目前，我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28个城市与世界五大洲122个国家的362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075个城市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友好城市工作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地方外事交流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重要资源。国际友好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人才等领域的频繁交往，成为我国在地方政府层面的民间外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张劲夫等同志的倡导下，1985年初，我会正式批准成立了以推动民间经济交流和人才交流及智力引进的“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首次把民间外交工作延伸到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人才交流领域。“中心”成立二十多年来，勇于开拓，锐意创新，为中外民间经济交流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数亿元的价值，成为我会开展民间经济交流的一支非常活跃力量。 1996年，我会创建了“中国友好和平基金会”，这是我会民间外交工作的又一个制度创新行动，基金会担负着利用社会资源为民间外交服务的特殊使命，在募集资金、开展社会资助、促进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增进人民友谊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经过10年的创业，从成立之初的274万元注册资金发展到5000多万元的资产规模，累计募集资金超过了亿元。其区域性基金，如中日友好基金、中美友好基金、中以（色列）友好基金、中国-阿拉伯友好基金、中非友好基金、中韩、中法、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基金等等，为双边和多边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扶贫助残等公益事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使每笔收到的捐助都成为了一粒粒友谊的种子。 1999年，我会正式加入UCLG的前身“地方政府国际联盟（IULA）”，并成为UCLG的创始成员，陈昊苏会长还担任了该组织的世界副主席和亚太区主席。在我方的坚持下，UCLG章程中明确了联合国关于国家承认的原则，解决了该组织中“一中一台”的问题，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推动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001年，我会成立了中国欧盟协会，并成立了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何鲁丽担任名誉会长，它是我国在欧洲地区第一个与欧盟所有国家开展民间交流的全国性民间团体。此外，还成立了中国中亚协会，中国西班牙论坛，中法地方政府合作高层论坛等机构，为全面推进中欧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2003年，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会于2004年成立了“中国东盟友好协会”，为双方的民间交往与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东盟10国的22个友好组织与我会保持着密切的双边交往与合作，友好交流逐步从双边向多边发展，形成了民间的“10+1”对话合作机制。 在我会的倡导下，2006年5月，首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大会在北京召开，东盟10国友好组织均派代表出席，并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宣言》，去年，在文莱召开的第二届大会上，与会代表又共同签署了《落实〈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宣言〉的行动计划》。随着这一对话机制的不断成熟，这种民间合作机制将有力地巩固政府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旅游往来和文化交流。 以上列举的“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中国欧盟友好协会”和“中国东盟友好协会”等等，都是改革开放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会的制度创新之举，为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注入了极大的活力，我会的民间外交在新的形势下，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路子越走越宽、基础越来越稳固。 据统计，从1949年“中苏友协”成立至今，我会成立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等42个国别（地区）友协，与148个国家的458个民间国体和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间外交网络。 三、以工作内容的创新为主线，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间外交活动，着眼于创出实绩，取得实效 民间外交具有稳定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是建立在广泛的了解、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外交形式，具有很大的亲和力，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在开展工作时聚拢了人气，上至国王或总统，中到企业总裁或地方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均可作为我们的工作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会紧紧围绕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确定了“以对美国、俄罗斯、欧盟以及日本等大国（大国集团）和周边邻国开展民间合作为着力点，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民间外交为立足点，以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多边外交为拓展点，积极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服务，努力做好未建交国家的工作”的指导方针，遵循选准目标、突出重点、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官民并举的原则，在工作内容的创新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以民促官，推动中日两国世代友好 民间友好是我会开展中日友好事业的传统优势，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由于日本个别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两国的政治关系经历了一段自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时期，两国国民感情的热度严重降温，如何进一步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以民促官，“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大方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成为我会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任务。 2001年1月，我会与中日双方17个友好团体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发表了《新世纪中日民间友好宣言》，强调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创造新世纪中日民间友好的新水平，江泽民主席在会见双方的与会代表时指出：“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两国的民间友好也需要有新的更大发展”。2005年4月，我会又在东京举行了由两国60个友好团体参加的集会，共同发表了《中日和平与睦邻友好呼吁书》。 在中日两国首脑交往中断的情况下，2006年3月，我们邀请以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为首的日本对华友好七团体领导人联袂来华访问，并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日民间领导人会议。胡锦涛主席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并就中日关系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明确指出了中方关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立场和主张，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巩固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社会基础，扩大民间友好的社会影响，培育民间友好的新生力量，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营造正面的舆论环境等方面，我会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中日关系的暖春历史新阶段。 第二、做好美国高层政要的工作，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交往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双边关系之一。保持与美国稳定良好的民间交往，是我会长期的工作方针。在开展对美的民间外交工作中，我们长期坚持做好布什家族和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高层前政要和国会议员的工作，与他们始终保持了畅通的接触与交往，为减少对抗、增加了解与互信，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会还多次派遣由普通农民组成的“实话实说”代表团到美国国会访问，让美国的议员和普通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 第三、做改善中苏关系的开路先锋，当中俄友好的重要桥梁 1983年是我会恢复和开展中苏友好交流的重要一年，中苏友协在与苏方中断了18年的交往之后，首次派代表团访问苏联，正式恢复与苏方的交往。1984年，王炳南会长再次访苏，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接见了我会代表团，在中苏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一条联络的通道。 为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更为安全的国际和周边环境，遵照中央的布署，章文晋会长和中苏友协伍修权会长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率团访问苏联，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9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专程到对外友协作客，当面肯定了我会在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上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苏联解体后，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判断标准，始终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保持着密切合作，并开展了形势多样的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多次举办中俄友好城市会议，为西伯利亚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和远东地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三个地区举行的推介会。大力推进中俄青少年之间的夏令营、友好联欢、科技展览、文艺演出等友好交流活动，特别是中俄互办国家年期间，组织地方政府高层互访、举办大型演唱会、派遣艺术团演出、举办摄影展等等，90年代以来，我会还多次邀请著名的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来华演出，在中国观众中引起了轰动效应。 第四、维护祖国统一，大力做好未建交国家的工作，抵制台独势力 为落实胡锦涛主席关于对外友协要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服务的指示精神，我会在在中美洲地区和南太岛国大力做好未建交国家的工作，先后派遣多个代表团访问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并接待了上述国家的经济部长、前总统和洪都拉斯议员率领的10个访华团。自2001年以来，中美洲7国中的6个国家（除伯利兹外），均在我会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对华友好组织。2006年10月，由我会和萨尔瓦多--中国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和中美洲民间友好论坛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会议发表了《共同声明》，并一致同意在近期成立中美洲—中国友好协会。萨尔瓦多代表在发言时引用马丁·路德金的演说词说：“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有一天他的祖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共同声明》郑重承诺，为给后代留下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的美好未来，将推动本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我会在中美洲和南太岛国以民间渠道积极开展未建交国家的工作，为配合我官方整体外交作出了贡献，突显了民间外交的灵活性和重要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第五、坚持以非政府组织多边国际交流为民间外交工作的拓展点，积极参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多边外交活动 继1999年加入地方政府国际联盟之后，我会又于2004年5月成为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的创始成员，推动北京、上海、天津、湖南等九个省加入了该组织。2005年6月，我会在北京承办了UCLH世界理事会暨市长论坛，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市长出席了会议。 2001年，我会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并成为非政府组织会议成员，2003年又成为联合国新闻部联系会员。几年来，我们有选择地出席系列多边国际会议，介绍中国的发展，阐述我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六、举办大型论坛和推介会，促进我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地方政府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往 2000年，中国总理朱熔基和西班牙总理阿斯纳尔就成立中西论坛达成一致意见，2003年7月正式成立了由萨马兰奇担任西班牙方面主席，由胡启立同志担任中方主席的中西论坛，2003年12月、2004年11月、2006年3月和2007年11月，我会先后在北京、巴塞罗那、上海和马德里举办了四届中国—西班牙论坛全体会议。这些会议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中西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七、以文化交流搭建心灵的桥梁，培养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亲近感 文化交流是我会民间外交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早在50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因成功演出芭蕾舞《白毛女》而轰动一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改革开放后，该团分别于1978年、1984年、1992年和2003年举行访华演出，邓小平主席，江泽民主席都曾会见过该团的创始人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夫妇。胡锦涛主席今年访问日本时，专程到松山芭蕾舞团看望全团人员，高度评价清水先生和芭蕾舞团是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先驱，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 从1975年到2007年，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创立的日本民主音乐协会共邀请中国37个艺术团体赴日本访问演出，足迹遍及日本47个都道府县，演出场次达1500场之多，累计约有300多万日本观众观看了中国艺术家的精彩演出，增进了相互了解，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日本的媒体和普通观众都表示，中国的演员是友好的使者，文化的使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会还组织了大量艺术团体赴亚非拉国家演出，带去了中国人民的问候和友好情谊。 除了上述缤纷多彩的民间外交活动之外，我会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需，有针对性地开展大范围、宽领域的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工业、农业、科技、金融和环保等领域促进了许多项目的合资与合作。我会还借鉴蓝海战略理论，做好已进入国门的外资企业在华人员的友好工作，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尊重。实践证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间外交活动，极大的锻炼了我会在民间外交工作方式上的集成创新能力，也提高了我们在民间外交工作中的管理创新能力。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间外交走过的历程，我们深感使命光荣，前程远大。面对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民间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坚决贯彻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党的第17大政治报告中对新形势下我国的外交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内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强调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坚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把出发点和着力点放在促进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上，放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上”，争取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我们的民间外交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更加精彩。                                                                                                                       2008年6月15日